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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07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公開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首次將“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列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大任務。同期，旨在通過國家立法來治理失業和擴大就業的《就業促進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殘疾人就業條例》正式公布，上海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旨在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的《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在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伴隨著這些政策動向，公平正義與經濟發展之間如何協調發展的討論也正在展開。這里刊發的兩篇來稿分別從就業與區域發展兩個領域進行了理論和政策上的探討。
為何經濟高增長沒有帶來就業高增長？為何大學畢業生過剩的同時，就業市場卻鬧起了“民工荒”—
1962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勞動力需求的水平，在動態意義上主要決定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快，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相對較大，就業崗位增加，就業水平高，失業率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相對較少，就業水平低，失業率高。”這就是著名的“奧肯定律”，它不僅可以對此前一些國家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作出詮釋，也被此后日本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所驗證。
可是在我國，盡管這些年來保持著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帶動就業的能力不僅沒能上升，反而呈現下降趨勢。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每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能拉動就業增長約0.4個百分點；上世紀90年代初，能拉動約0.3個百分點；到本世紀則下降到0.1個百分點。與高增長相伴的不是低失業、高就業，相反卻是失業的增加。“奧肯定律”在中國似乎不靈了。
就業現狀之怪：大學畢業生過剩與“民工荒”并存
面對“奧肯定律”在我國的失靈，有專家學者認為，這是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的結果。如許多地方優化產業結構的突出特點，就是用現代技術代替傳統技術，用資金、技術密集型企業代替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原來十幾個人從事的勞動現在兩三個人就夠了。如此一來，經濟增長不僅沒能帶動就業，反而帶來企業職工下崗，以及新增勞動力找不到工作。這樣的解釋在邏輯上似乎不無道理，但是拿到現實當中卻未必有說服力。
從我國現實看，如果是因為經濟結構優化和技術進步排斥了勞動力，從而帶來更多的失業，那么失業者首先應當是那些從事低技術或簡單勞動的人才是。然而，如今在中國失業或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已經不是那些從事低技術或簡單勞動的人，而是那些具有較高知識水準和一定能力的大學畢業生。與此相對應的是，許多城市反而鬧起了“民工荒”。
事實上，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早在“九五”時期就已經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提出，但是這項任務不但“九五”時期未能完成，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在“十五”時期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逆轉，以致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強硬手段對鋼材、水泥、電解鋁以及開發區熱進行宏觀調控。因此，把“奧肯定律”的失靈歸咎于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未免有些高估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
就業怪象根源：偏重增長忽視發展
大學生群體工作難找，以及“民工荒”的出現，從勞動力需求的視角讓我們看到，我國經濟依然是在沿襲著粗笨化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不僅難以持續，而且無助于就業水平的提升。
從國際經驗看，幾乎所有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總是要伴之以結構調整和技術提升。而通過結構調整和優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整個社會可以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
但是，由于政績考核導向等方面的原因，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卻把最能拉動GDP增長的大項目作為發展的重點，對于能夠更多吸納勞動力的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并未給予應有的重視。200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39.5%，而類似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該比重在50％以上。另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1999年我國個體工商戶是3160萬戶，到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5年間凈減少810萬戶。
所以，筆者認為，“奧肯定律”在我國失靈，原因不在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相反應當堅定不移地推進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結構的優化為結構性的失業尋找出路），而是經濟增長的目的性和發展觀出了偏差。經濟增長不是根本目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不僅要有增長，要有經濟總量和經濟規模的擴張，還要使人民群眾生活得更好，要有就業的擴大。
從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看，增長是就業的必要條件，沒有經濟增長，就業的擴大就成為無源之水、無米之炊。但經濟增長卻不是就業的充分條件，既不是什么樣的經濟增長都具有同等的促進就業效果，也不是僅僅依靠經濟增長就可以擴大就業和治理失業。只有將治理失業和擴大就業作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和獨立目標，而且是政府工作的優先目標，這樣經濟增長才會與擴大就業相得益彰。
從國際經驗看也是如此。國外許多國家政府都是把擴大就業作為優先目標，而不是把經濟增長作為優先選擇或者唯一目標。一些政黨甚至在競選時就把降低失業率作為一項重要承諾，以此來爭取選票。反觀我國，近些年來經濟增長以及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固定資產投資、招商引資卻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優先工作目標。
如果政府在促進就業中僅是角色缺位也就罷了，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在沒有建立起促進就業和失業保障體系的情況下，就給企業下達減員增效指標，從而在短期內造成大量失業，并使一些下崗職工長期失去基本保障。有的地方政府為了GDP增長，對污染項目可以網開一面，可是為了城市觀瞻，對小商小販卻要“嚴格執法”，甚至要打造“無攤販城市”。
了解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竭力追求，以及在就業問題上的缺位、錯位甚至是逆向調節，也就不難找到“奧肯定律”在中國失靈的深層原因了。
就業問題解決之道：堅持就業優先原則
就業是民生之本和安國之策，作為一個執政為民的政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絕不能對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漠然視之。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強調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同時提出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經過連續三年的努力，到2006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第一次突破了1000萬人，增加1184萬人。
2007年全國兩會前夕，一個旨在通過國家立法來治理失業和擴大就業的《就業促進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表明，擴大就業在我國已從依靠過渡性的政策推進，進入一個建立長效機制的制度建設階段。
要實現新階段的新目標，必須按照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在處理增長與就業的關系時堅持就業優先的原則。當然，堅持就業優先也并不是說經濟增長不重要，無論是作為擴大就業的前提和必要條件，還是從中國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看，經濟增長目標都不可以放棄。但是，理論和發展經驗都證明，堅持就業優先的原則，反而可以保證增長目標，反之則不然。
總之，只有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增長的基本取向和動力機制，把擴大就業作為政府的優先目標，才能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推動就業率的提升，“奧肯定律”也才會在中國靈驗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