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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車漲價的決策過程中，人們期待的“民主圓桌爭吵”并未出現。盡管出租車司機暫時保住了每個月油補，但他們訴求的表達方式和途徑只能是不斷的維權和類似停運之類的抗爭。司機說掙不到錢，出租車公司“空手套白狼”；出租車公司卻認為這不是事實。事實真相究竟怎樣？
七一停運
“老車，這次我們真是被冤枉透了。沒有來由地被公安控制了好幾天。”
7月20日，阜成門旁的避風塘茶餐廳，兩位北京出租車行業小有名氣的“的哥”談起了他倆在“七一”前后的遭遇。王學永點燃一根萬寶路，使勁猛吸一口后，吐了串煙圈，將打火機遞給身旁的車殿光。
“是啊，北京出租車‘七一’停運的事，與我倆無關。估計是5月底我們申請游行惹來的麻煩。”車殿光一邊點煙一邊無奈地搖搖頭。
王學永和車殿光分別是北京銀建出租汽車公司和北京通順出租汽車公司的司機。兩人同為北京人，同是44歲，且都已走過了十幾年的“的哥”生涯。
在北京出租車圈內，車殿光“成名”較早。2001年，為了反對自己花10多萬元購買的出租車在行業兼并重組中“被低價賤賣”，車殿光帶領近100輛出租車，打著標語往長安街方向游行。這次抗爭的結果是，每輛車補償費由2萬元變成9萬元。2004年9月，王學永、車殿光與另一位維權司機邵長良一起，狀告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對他們申請個體經營出租車出具的《不予批準決定書》不符合《行政許可法》。盡管官司最終敗訴，但王學永從此也成為京城出租車行業有名的維權分子。
今年6月初，北京部分出租車司機計劃7月1日這個周六“停運”休息的消息開始在水面下流傳。一條大致內容為“出租車租價漲到2元，打車人銳減，油價又漲，日子過不下去，建議大家7月1日‘休息’一天”的手機短信和小紙條，在京城“的哥”、“的姐”中間迅速傳播開。
“我是在萬泉寺的士餐廳吃飯時聽到大家議論這事，那已經是6月26日了。”“的哥”王師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單位，他回憶到：“聽到消息沒兩天，交管局的人就開始大范圍挨個調查，問我們為什么要休息。”
王學永和車殿光堅稱，這次行動不是他們組織策劃的，之所以有關方面找到他們，是因為他們恰好在5月底申請過游行，但沒有獲批。王學永一臉無辜地說：“我們只想扯一扯落實《行政許可法》和明確出租車司機合法權益的‘老皇歷’。”
然而，“老皇歷”以一次“的哥集體度周末”的方式表現出來，并引起了政府相關部門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
7月1日臨近的前幾天，政府的一系列安撫政策密集出臺。
6月26日，北京市交通委宣布，原計劃出租車公司8月份起為司機提高社保計提基數的政策推遲執行，改為與全市社保整體方案同步實施，同時延長政府和出租汽車公司給出租車司機發放燃油補貼的時間——每位出租車司機的工資卡上將能繼續被打入每月600多元的油補。
與此同時，的哥中又有傳言說，政府有意同意給予出租車司機正常勞動休假保護，即按《勞動法》的規定每日工作不超過8小時，每周雙休，并享受法定的“五一”、“十一”、元旦、春節假期；雖然出租車司機作為特殊行業從業人員不可能按時休假，但作為雇傭方的出租車公司應在其工資構成中體現，即在每月上繳份錢中扣除雙休日和節假日的比例——這意味著如果消息屬實，每月份錢將可能減少1/3。
6月30日，北京市交管局發布消息：取消二、三環主路7時至19時禁止空駛出租汽車通行以及主路左側第一條車道禁止出租汽車行駛的規定。
與此同時，一些出租車公司在例會上也明確警告司機：7月1日必須出車，不許休息。
7月1日，并不打算出車的王師傅接到公司電話，要他趕去北京西站拉活。他告訴記者：“公司說會查看我7月1日的運營表，要是發現我沒干活，就不再跟我續簽合同，而且讓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接收我。”
京順路上的火神營站是雙班司機交車的主要地點之一。王師傅看到，7月1日一大早，火神營站比平時多了很多警察，“警車攔截住想返回郊區休息的出租車，要求返回市區到兩站一場（北京站、北京西站和首都機場）去拉活；同時，所有從郊區進京的出租車都要登記”。
王師傅從北京西站拉了一個客人去首都機場時發現，開往首都機場的空駛出租車不用交10元錢的高速費；到首都機場后他又得知，平時排隊拉活時每次1.5元的管理費在這一天也破例免除。
“將客人送到首都機場，我正打算離開，但在航站樓前被北京交通執法總隊的白色捷達車攔住，執法人員命令我掉頭重新排隊，接了客人才準離開。”王師傅回憶說。
盡管有恩威并施的未雨綢繆，但據王師傅估算，7月1日這天，北京還是大約有1/3左右的出租車司機在家休息。出租車在首都機場排隊拉活的地方在業內被稱為“羊圈”。據傳，7月1日當天，一直有人把住羊圈口，不讓排隊的出租車出去拉活，而其中兩輛“不聽勸阻，擅自出圈”的出租車被砸。用毛筆寫的“停工”標語也貼上了機場大巴的車身。
“七一”停運后一個月，即8月初，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局長丁保生被調離。一些司機認為，丁的調離是政府對停運的一種回應。但經詢問，運管局辦公室一位負責人對記者說，丁保生是與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總隊長劉通亮職務對調，“屬于正常的人事變動”。
為了生活得好一點
至少從表面看，7月1日這個星期六所發生的事件并沒有泛起太大的風浪。“據我所知，我們公司沒有人參與停運。首都機場在7月1日那天，出租車的秩序也是非常良好的。”北京某出租汽車公司負責人表示。
該負責人介紹，他本人是在6月中旬聽到出租車司機要“七一停運”的消息。“聽到消息后，我們這些公司老總們心里都很平靜，我們的確在例會上勸說過司機不要參與停運，但我們并不擔心那天會出大問題。”他說，“一些司機的過激行為，也不會給公司帶來什么實質影響的。”
盡管該負責人表示部分司機的停運對出租車公司經營并不能帶來太大影響，但對參與停運的“的哥”、“的姐”們來說，此番“非暴力抗爭”卻是另有苦衷。
4月18日，北京市發改委發布公告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和《北京市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實施細則》規定，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定于4月26日上午在新大都飯店舉行價格聽證會。對北京市運輸管理局《關于調整本市出租汽車租價的申請》進行公開聽證。在北京市運輸管理局提出的出租車調價方案中，有兩條規定引起了出租車司機們的不滿：將1.6元/公里車型租價標準調整為2元/公里；取消政府和出租車公司對司機的燃油補助。
京城的一些出租車司機開始抗議。
在4月26日聽證會召開的前一星期，聽證會的預備會議在北方出租汽車公司舉行。會上，王學永等出租車司機代表明確提出反對租價上調。當天下午，王學永等10多名司機代表到北京市發改委提出對租價調整的看法。
然而，本應充當出租車司機代言人的北京市出租車行業協會卻沒有出面。該辦公室一位負責人說：“我明確告訴你，我們協會，說白了，就是出租車公司的俱樂部。”
無奈之下，“的哥”、“的姐”們與專家學者走到了一起。
聽證會召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余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帕累托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郭玉閃和《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先后兩次組織司機和乘客參加討論會，希望能夠對聽證會的租價調整施加影響。
由于事關民眾衣食住行，此次出租車調價聽證會也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高度關注，一系列媒體、網站都對此事做了跟蹤報道、專題和調查，中國經濟網的專題名稱為“的士調價聽證舉行：聽證會面臨公共信任危機？”其中明確指出，“多數市民反對漲價”、“多數的哥也反對漲價”——由于認為租價增高乘客必然減少，143名被調查出租車司機中，96.61％反對漲價。
參與組織這兩次討論會的郭玉閃認為，雖然作為出租車交易雙方的司機和乘客都反對漲價，但出租車公司卻不愿背負由于油價上漲帶來的油補，因此一意推動調價。
出租車公司管理者認為，租價上調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實際上這次調整價格，企業并沒有享受到什么利益。”上述負責人認為，出租車租價多年未調，而今年又要面臨按照北京市社會平均工資給職工上“五險一金”的新形勢，這些都給出租車公司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過去我們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資給司機上保險，但現在我們要按照大約1600元的工資標準上保險，而且現在又要上交通強制保險。”該負責人解釋說，取消油補的錢，公司也得不到，“目前油補大約是600多元，除去政府的150元外，就是企業給的500元，而這500元要用來解決強制交通險和險種增加那部分的支出”。
出租車公司還預測認為，在取消油補的同時上調租價，此消彼漲之下，并不會對出租車司機的收入造成影響。
“有人跟我說，很多人都反對漲價。我想問問他們調查的根據是什么？難道打幾次車隨便拉幾個司機聊聊天就認定漲價不對？”上述負責人說，“我公司的司機100％同意漲價，盼著漲價，這也是我調查的。”
在他看來，盡管北京出租車司機的日子相比十幾年前是差了一些，但這個行業的平均收入依然很高。他認為，一部分出租車司機提出的阻止租價上調和減少份錢的要求，完全是在“開玩笑”。
“人的欲望是無法滿足的，誰都希望賺更多的錢。”他說，“我們公司出租車司機的平均月收入已經達到4000元，真要把份錢降到司機們要求的每月3000元，司機一個月就能夠賺6000元了。”
他解釋說，司機所說的收入都是指“打表收入”，而由于一些乘客，尤其是外地乘客習慣包車，這筆錢一般不被司機算入當天收入中。“包車到八達嶺，一個來回就是600元，這個收入司機不會跟你說。況且，沒拉著活的司機并不一定沒賺錢，他可能用自己的車去做其他生意，我們公司每個月都有開證明買房的人，你能說他沒賺到錢嗎？”他說，“就算出租車行業不賺錢，為什么這么多人還待在里面？一邊說租價上調影響他們的收入，一邊開得不亦樂乎，為什么？”
“現在油在漲、電在漲、煤在漲，過去我們的白面1毛8一斤，現在是2元，還不照樣有人吃？我們不能不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該負責人說。
對此，王學永以自己為例解釋到：“在租價上漲之前，我平均每天能拉300元，除去130元的車份錢和70元油錢，如果不開空調，我的利潤是每天100元；再減去平均20元修車保養費和10元飯錢，我一個月能賺2100元。而租價上調后，打車的人少了，我這車又是舊車，同樣兩塊錢，就沒人愿意坐我的車了。因此我每天只能拉260元。份錢是沒有變，但油錢又漲了，算一算，我一分錢也賺不上。”
“租價沒漲之前，1.6元的價格還是有利潤空間的，我這舊車也還有人愿意坐。這時候的空駛率只有不到40％。”王學永表示：“漲價以后的空駛率已經達到了60％多。”
“司機與公司，一定會各有各的算法，關鍵是公司和司機的話，政府能聽到哪一個？”王學永說，“我們表達自己的不滿，其實只是為了生活得好一點。”
立此存照的聽證會
在采訪中，許多出租車司機對于自身利益訴求的表達并不樂觀。他們認為，許多出租車公司都有官方背景，一些公司的經理還是市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可以游說政府，影響政策，而司機只能委曲求全。
4月26日，聽證會就在這樣一片質疑聲中如期召開。當天，“為防止這個神圣的聽證會被擾亂”，北京出租車司機中的一些活躍分子被禁止接近會場。曾與王學永和車殿光一起狀告北京市運輸管理局的邵長良，如今已不再開出租，轉而專門從事維權活動。他講述了自己在聽證會當天被請去“喝紅酒”的經歷：“聽證那天，我所在片區的警察早上7點就來叫門，讓我去喝酒。他們知道我喜歡喝紅酒，一上來就是兩箱共12瓶中冶紅特供。”邵長良告訴記者，在酒桌上，北京某出租汽車公司的一位負責人還邀請他加入該公司。
共有25名代表被邀請參加此次聽證會，其中22名代表到會表達了意見，3名代表提交了書面意見。聽證會最終以16：9通過了漲價方案。
事后，參與聽證的司機代表，祥龍出租汽車公司的胡永薪和北汽九龍出租汽車有限公司的徐青，由于贊同漲價，被反對漲價的司機們稱為“工賊”。而當天京城一份報紙罕見地將所有聽證會代表名單和職務刊登出來，并注明每人態度。該報紙一位編輯說：“我們就是要立此存照，讓大家和歷史記住這些名字。”
因出差沒能參加聽證會的代表之一，國務院參事、市人大代表沈夢培以書面的形式發表了自己“在當前情況下，出租車租價不宜上漲”的意見。沈夢培表示：“人民代表應該是為人民講話的，可有些人長著腦子卻不為人民說話。我譴責他們，我認為我對得起老百姓，至于那些懷著各種鬼胎去參加聽證會的代表，我當然不能跟他們為伍。我活得有骨氣，他們不聽我的建議，愛怎么著怎么著。”
“一個公共政策的出臺會觸及到多個利益方，這就要求大家擺一個圓桌來爭吵，從而得出一個各方都滿意的結果。”郭玉閃說。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北京的出租車價畢竟還是漲了，許多人期待的“圓桌爭吵”并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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