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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的“斜塔”———虎丘塔全景。銀鹽照片，19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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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在他的天津衙門中，利卡爾頓，19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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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眺望法國租界和內城，上海。銀鹽照片，19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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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的塘沽：正在停靠的美國“莫諾卡西”號，船身帶有被中國炮彈擊中的洞。銀鹽照片，19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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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變后，西班牙使館前與中國和談的外國公使的合影。銀鹽照片，19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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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毀壞的北京前門樓，科爾波恩立體照片公司，1900年。 |
收藏的難點與挑戰
立體照片的收藏難點是照片發行的版本問題。
這個問題在美國立體照片公司所拍攝的中國影像中最為突出，歐洲照片公司在1850年代所拍攝的照片中基本不存在這個問題。這是因為在1890年到1910年之間，美國立體照片公司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很多小公司的經營規模只有幾萬張，就被更有實力的公司兼并了。
在所有的公司中，金士頓是最有實力的一家。從1915到1921年間，它直接或間接地兼并了所有同業，包括1910年代兼并克爾波恩公司、獲得一萬七千影像及十萬張底片；1915年兼并美國立體照片公司、獲得幾千張底片；1910年左右兼并懷特公司，1920年最終兼并強大的對手安德伍德。
在每一次兼并后，金士頓都會把收來的底片有選擇地重新發行，并在圖片背后重新撰寫文字說明。這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很多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題材的立體照片常常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其所在公司最初發行的版本，有些19世紀末印制的還是蛋白照片，很多背后沒有文字；另一個則是金士頓公司的再版，通常是銀鹽照片，但背后有豐富的文字說明。
金士頓公司的再版行為給藏家帶來了很多小的樂趣。比如再版的利卡爾頓的中國照片專輯，某些照片與安德伍德首次發行的畫面上略有出入。仍以大家比較熟悉的李鴻章的天津坐像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同一地點同一時間拍攝的三個版本，三個照片中人物神態和背景內容有微小區別，而坐轎的李鴻章就因為其版本而更具有市場價值。
辨別版本主要依靠照片的編號。比如金士頓為安德伍德公司的舊作編號皆為“V”，而對懷特公司的舊作編號皆為“W”，這些都為作品提供了研究、考證和升值的空間。
判斷立體照片的時間早晚可以根據紙托的規制和形狀。比如，四角都呈尖角的照片一般生產于1868年以前；1873年左右，紙托的大小發生了變化，由早先的3.5×7英寸增大到4-4.5×7英寸；而我們通常熟悉的“彎曲”的有一定弧度的紙托是在1879年以后才采用的，為的是增大照片觀看時的三維效果。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僅憑立體照片正面的編號不能提供關于照片年代早晚的任何判斷。因為19世紀末的立體照片經常以一主題成套發行，每套照片都會單獨編號，因此這些號碼只能用做同一套照片中拍攝先后順序的參考，并不能在其他套系間做比較。
1904到1905年間在中國東北爆發的日俄戰爭的照片也得到了立體照片公司的關注。民國之后，立體照片行業的壟斷公司金士頓所組織拍攝的中國民間社會則成為立體照片中對中國的最后記錄。但此時攝影術無論在中國和西方都已非常普及，因此這部分立體照片的收藏價值就遠遠不及1910之前所拍攝的那些照片。
立體照片的特有價值
相對于其他老照片，比如西方專業攝影師在中國拍攝的蛋白相片、西方民間攝影師的中國作品和相冊，除了共有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立體照片作為一個獨特照片門類，它特有的價值在哪里？
事實上，立體照片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張照片”所表達的社會效果。一張立體照片的創作和發行由公司所有人投資決定、由攝影師實施、由發行商選擇銷售，再由推銷員完成進入家庭的最后環節。它面向的不是單獨的觀眾和一戶家庭，而是千萬個各種社會身份和文化階級的家庭，上至女王，下至百姓。
金士頓公司在1917年兼并諸公司后發行了一套600張用于教學的立體照片，這套照片稱為“金士頓600張照片集+教師使用指導”(“TheKey-stone‘600set’withtheteacher’sGuide”)，又在1920年重新篩選和編輯了這些照片，并出版了《視覺教育：金士頓核心照片集的教師使用指導》(VisualEducation：Teacher’sGuidetoKeystone“PrimarySet”)一書。
在這套照片中，綜合包括中國和偽滿洲、香港皇后大道上的商業集市、香港的船屋區、長江三峽、向內地運鹽的小推車、中國面孔、北京教會學校的兒童、煙臺中國茶葉富商的商店、在偽滿洲為日軍伐木的中國人、南口關的長城、李鴻章、袁世凱等由不同美國立體照片公司在19世紀末拍攝的影像，而照片背后的文字則由金士頓組織當時大學的學者撰寫，加入了對中國文化的宏觀理解和對中國人的評價，還有他們對中國諸多社會現象的反思。
這套照片集為幾千家美國學校所采用，以代替傳統的純書本的教學方法。學生在看這些立體照片時，被要求記住照片背后的文字說明，然后在課堂上進行口頭表述，或者以此作一篇小作文。這些立體照片和文字以“課本”的形式形成了生長于20世紀初這一代美國人對“中國”的理解。在所有19世紀的攝影形式中，只有立體照片能起到這樣的社會效果和文化影響。
舉個例子，我們今天在面對一張金士頓公司1920年代所出版的中國義和團題材的立體照片的時候，看到的不僅僅是某一個攝影師1900年在中國拍攝的一幅圖像，透過這張照片，我們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美國本土觀眾對中國好奇與關注的內容，可以想像出它在美國學校里被無數孩童傳閱和背誦的場面：這張立體照片的創作從圖像到文字歷時近30年才完成，它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張平面“照片”的范疇。
老照片的收藏價值可以概括為三種：照片內容的價值、原版照片作為古董文物的價值以及照片影像的藝術價值。立體照片同時具有這三重價值，對立體照片的收藏和研究的意義，也已經超越了攝影史的領域：照片本身就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獻和佐證，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這些清末民國初期的立體照片所蘊涵的價值還將與日俱增，并成為中國美術館、藝術館、博物館、圖書館、學院和文化交流機構應該收藏的影像珍品。
（中國特稿社供本報專稿華辰拍賣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