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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提起清朝的“康乾盛世”，都認為是康熙、乾隆二帝創造的偉業，很少有人提到雍正皇帝。認為雍正在位僅13年，是一個過渡時期，無足輕重。其實，事情并不是這樣，清朝從康熙末年起，就顯露了衰敗的跡象，康熙皇帝不僅對政務開始厭倦，而且對朝臣的不法行為以寬厚為懷，聽之任之，使風氣日壞。軍費開支日增，財政日不暇給，隱患叢生。正是在這關鍵時刻，雍正帝以極大的熱情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財政改革與整頓，矯正了康熙晚年各種財政經濟弊病，為乾隆時期的持續繁榮奠定了基礎。應該說是雍正皇帝拯救了康乾盛世，是發揮作用最大的第一人。
康熙末年的衰敗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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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公元1678——公元1735)是拯救康乾盛世第一人 | 康熙末年的衰敗跡象表現在許多方面，最突出的有以下問題：
首先是財政虧空�？滴踔衅谝院�，政治比較穩定，經濟日益繁榮，各級官員開始利用財經制度的漏洞和康熙皇帝的“寬仁”，有恃無恐地貪污挪用，造成財政虧空案件堆積如山。截至雍正即位三年(1725年)，各地報告的官吏貪污納賄大小案件竟有100多起，其中康熙末十年間發生的案件就有30多起，平均每年3起。各省累計虧空789萬兩，數額之巨令人吃驚。有些虧空案例具有上下勾結、共同作弊的特征。大小官員既侵占錢糧、工餉，又貪冒軍餉、侵蝕庫銀，貪劣之舉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更令人驚異的是，許多皇子也肆意侵冒國庫，給國家財政造成難以估量的嚴重后果。由于朝廷內部腐敗，地方官吏一方面向上行賄，一方面則侵吞所管錢糧，結果中央財政入不敷出，地方財政又因嚴重虧空而不能完成上繳任務，造成中央財政更加困難。康熙全盛時期，國家庫存白銀高達3000萬兩，到了康熙去世時，庫存銀只有800萬兩，當年虧空250萬兩。
其次是濫征耗羨。清朝實行低俸祿制度，一品大員總督年俸僅180兩；二品的巡撫、布政使僅150兩；以下遞減，七品縣令只有45兩，小官吏則更加微薄，一年只有6-8兩。如此微薄的薪俸，不但要養家糊口，還要聘請不可缺少的幕府師爺，打點孝敬各級上司的禮金，日常送往迎來、交際應酬的費用，可謂杯水車薪。于是，地方官在征收耗羨附加時便肆意加派，并將之視為約定俗成、合理合法的地方權利。
“耗羨”是官吏在征收賦稅中的加派。清代賦稅中的“地丁錢糧”征收銀兩，由于征收的銀兩形狀大小不同、成色各異，需要統一熔銷鑄造成大小形狀一致、成色相同的銀錠上繳戶部，熔銷過程中的損耗稱為“耗羨”，又稱“火耗”。為彌補這部分損失，清政府允許地方官員在征收正稅的同時加收1%左右的附加。但是，地方官吏借此機會，強取豪奪，以飽私囊。在江西、浙江耗羨率達到5%-10%，到山東、河南竟然占正額錢糧的80%。盡管康熙皇帝不斷下詔禁止加派，但隨著吏治敗壞和官員貪風的盛行，各地耗羨加征的現象愈演愈烈。
再次是賦役不均。賦役不均，是清朝入關以后長期影響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的嚴重問題。清初的賦役制度沿襲明代，繼續實行折征銀兩的“一條鞭法”。但經過明末社會動亂，各地的人口生死、遷徙和土地占有狀況發生了較大變化，清政府為此對“一條鞭法”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重新編審戶籍人口，并規定了增審人丁的考成辦法，以盡量增加在冊人丁數額和賦役收入。但在執行過程中，許多官吏不顧實際情況，一味追求增加人丁，結果出現了稅額與現有人丁數嚴重不實的問題，戶丁的編審也成為貧困農民的一項沉重負擔。
特別是一些地方士紳為了逃避編審丁役，與地方官員勾結，把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賦役的攤派不均使大批貧困農民無力承擔繁重的丁銀，被迫逃亡異鄉。據統計，當時不少地區出現了人丁“逃亡過半”的情況，個別地方甚至“逃亡者十之九”。像這樣嚴重的問題，康熙皇帝卻無心治理，而是得過且過，盛世大有顛覆的危險，如果不立即治理，功虧一簣已經不遠。
雍正帝大刀闊斧的改革
公元1722年11月13日，六十九歲的康熙皇帝病逝，雍正皇帝奉詔即位，時年四十五歲。雍正皇帝對當時出現的衰敗跡象十分擔憂，決心整治朝政，大刀闊斧地進行一番財政改革。他在位雖然短短13年，卻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使積重難返的清王朝又恢復了勃勃生機。
第一，嚴查財政虧空。雍正即位后，以宏大的政治氣魄，嚴令稽查錢糧虧空問題，矛頭明確指向各級貪官。嚴查虧空的具體措施：一是兩地抄家。不僅在當地官衙抄，而且在官員原籍老家同時抄，以防被抄之人將財產“隱匿寄頓”。二是不但抄家而且罷官。以往官員虧空經常是革職留任，彌補虧空。雍正認為，虧空錢糧官員如果革職留任，必然會采取剝削百姓的辦法彌補虧空，所以必須罷官追查。三是虧空錢糧不準代賠。以往官員虧空，有的由當地士紳民眾代為清償。雍正認為，代為賠補是不肖官紳上下勾結、希望將來犯官復任后相互利用，是不法士紳企圖借機搜刮百姓，因此一律禁止。四是虧空錢糧官員的宗親戚友連帶賠補。雍正認為，虧空官員的宗親戚友平時大都分用贓銀贓物，或者有窩贓的可能，因此查抄虧空官員家產時必須同時抄沒其宗親戚友的家產。若果官員畏罪自殺，則“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加重處罰其家屬，向其家屬追賠。
雍正嚴查財政虧空的態度是十分強硬的。各省督撫必須將所載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三年之內必須如數補足，如限滿未能補足，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后，若再有虧空，從嚴治罪。虧空的錢糧，屬于貪污情況的，一經查明，即行正法。如果地方督撫包庇隱瞞，一并從重治罪。可以說，雍正在治理財政虧空問題上使用了“斬盡殺絕”的嚴厲手段。
在嚴厲查補以往虧空錢糧的同時，若遇有新的貪贓案件，雍正更是嚴懲不貸。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學政俞鴻圖被人告發“納賄營私”，資財數萬，雍正斷然將其處以斬刑。經過三年的清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雍正并不滿足，他深知有些封疆大吏沒有很好地執行政策，審理虧空案件時有從寬開脫的情況，為此下令再展限三年，如果屆期再不能完成清查任務，地方督撫從嚴治罪。
第二，實行耗羨歸公。雍正對耗羨的濫征、濫派心知肚明，他上臺伊始就告誡地方官：現在火耗日漸加增，搜刮民脂民膏定會引起百姓反抗。但是地方官員對耗羨問題提出兩種建議：一是耗羨歸公，一律上繳中央，消除地方積弊；二是必須維持耗羨征收，以彌補官員工作生活費用之不足。雙方各持己見，爭得不可開交。
雍正見地方官員爭論不休，果斷拿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一方面宣布實行耗羨歸公制度，各省征收一定比例的耗羨，將之全部上繳中央國庫；另方面實行高薪養廉制度，中央政府增加地方官員一定數額的養廉銀和辦公經費。有人想拖延時間，推遲這一制度的實行，提出先在山西試行，看效果如何再推廣。雍正斷然否決，認為實行耗羨歸公有利于國家財政，也可以減輕百姓負擔，必須馬上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自此，各省相繼實行了耗羨歸公改革。
耗羨收入歸公上繳中央后，主要用于三項費用：一是發給地方官吏“養廉銀”。雍正知道，耗羨歸公等于斷了地方官的財路，容易引發地方官加重百姓負擔，因此中央在各官日常俸祿之外發給養廉銀，各省文職官員養廉銀總計280余萬兩；二是彌補地方財政虧空，不使耗羨收入再變換形式返還給地方官吏；三是充當地方公事經費，使額外的收入用于政府的正常運轉。
耗羨歸公及養廉銀政策推行后，耗羨按地丁銀的一定比例征收，扭轉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私征濫派的狀況，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百姓負擔。另外，官員養廉銀和衙門辦公用銀也固定下來，地方政府除了上交國庫的錢糧，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
第三，實行“攤丁入畝”。為了解決賦役不均的問題，雍正對清代賦役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實行了攤丁入畝。經過詳細規劃，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將丁銀均攤到地畝之內，造冊征收，在全國推行統一賦役標準的“攤丁入畝”制度，福建、山東、河南、浙江、陜西、甘肅、云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等省陸續實行了攤丁入畝。攤丁入畝的方法各地不一，有的以全省為單位，有的以州縣為單位�？傊菍⒍°y總額(即康熙五十年的丁銀額)平均攤入地畝或田賦征收。
攤丁入畝是將中國歷史上人丁、地畝雙重征稅標準，變為以土地作為單一征稅標準的重大賦役改革，它簡化了稅收的原則和手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情況，增加了地主的賦役，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減少了戶口隱漏，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發展，使國家的財政收入有了保證。同時，農民不再被強制束縛在土地之上，大量剩余勞力可以流動，從事租佃、傭工、經商、手工業，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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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通寶 | 保障了盛世的持續發展
雍正皇帝的改革，取得了顯著效果。首先是社會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截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國耕地達到了890萬頃，與清初相比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順治時國家耕地為526萬頃，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也不過589萬頃，康熙六十年(1721年)達到735萬頃。雍正時的耕地分別比以前三個時期增加了364萬頃、301萬頃、155萬頃。耕地面積的擴大，緩和了康、雍之際“地少人多”的突出矛盾。與此同時，農田水利也有很大的發展，不僅治理了黃河、運河、永定河等主要河流，而且至雍正七年(1729年)就修建了6000余頃水田。農田設施的改善，使農業產量不斷提高，黍稷稻粱，盈疇遍野，下種一斗可收一石三、四，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工商業進一步走向繁榮，史載：“人民商賈，番船輳集，市井繁花，鄉村繡錯”。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財政從虧轉盈。到雍正末年，中央僅存在內閣庫里的各種贓款羨余銀兩就多達3000余萬兩，加上正常的稅收共計6000萬兩。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康熙末年，庫存銀兩只有800萬兩，雍正時增加了5200萬兩。乾隆時中央庫存銀兩最多時號稱8000萬兩，雍正時幾乎就占其八分之六。各省的倉庫，也日漸充盈，帑藏足用。魏源曾說，康熙時庫存只有800萬兩，主要是耗羨沒有歸公，乾隆時財政充裕，全是雍正十余年清欠的結果。
這樣的判斷是實事求是的。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家財政的強大，與雍正推行的財政改革有密切關系。這次改革扭轉了康熙末年的衰敗跡象，又為乾隆時期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正是從這個角度看，雍正拯救了康乾盛世。（連載完）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