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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話]從秦到清財政史探秘之十
明中葉:“一條鞭法”的財政改革
    2009-02-20    趙云旗    來源:經濟參考報

明神宗朱翊鈞(公元1563—1620)
明中葉,力推“一條鞭法”的改革家張居正
  提要

  明代中葉以后,各種社會經濟矛盾交織在一起,使政權陷入危機四伏之中。身居帝師、內閣首輔的張居正,為了拯救明朝的危亡,力推“一條鞭法”的財政改革。他首先從整頓吏治入手,建立起層層制約、隨事監督的考成制度;接著實施了整頓田賦拖欠、清丈土地、解決賦役不均等一系列改革,從制度上對官吏的行為加以約束,在統治階層與既得利益集團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較量。

  改革的矛頭應指向哪里

  16世紀,從農民起義發家的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了大明帝國。經過前幾代皇帝的勵精圖治,國勢逐漸強盛,但是從明中葉開始,經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問題的根源主要是土地兼并和社會分配不公,由此引起財政空虛、人口流亡,階級矛盾加劇。公元1573年,年僅十歲的萬歷皇帝朱翊鈞即位,他把圖存救亡的大事一手交給了自己的老師張居正。
  土地是封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也是農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但是明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風蔓延四起;是f、王莊、官僚地主和商人的田莊遍及各地,大批農民紛紛破產,流亡他鄉。據統計,武帝朱厚照的皇莊就有30多處,1514年皇莊占地37500多頃。同時,土地欺隱的問題也非常嚴重。具有特權身份的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政府根本無法控制;一般地主兼并的土地,常以“花分”、“詭寄”、“飛灑”等方法,將土地寄于他人名下。土地兼并導致國家耕地面積銳減。全國墾田數額從明初的850余萬頃,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下降為422萬頃,減少了50%,其中絕大部分是官僚地主隱瞞匿藏的土地;鹿、權貴、大小官僚和豪強地主的田莊有的憑借特權不納稅,有的通過各種途徑偷稅漏稅,國家收入減少了一半,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嚴重影響,致使“帑藏匱竭”,“財用大匱”。
  明代的田賦是對應著土地來繳納的,但皇室、王公、勛戚、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賈廣占良田卻不納稅,國家的賦稅全都壓在無地少地的農民頭上,出現了“稅存而產去”、“有田而無稅”的現象。
  明代的賦稅形式上沿襲唐代的兩稅法,八月之前收夏稅,次年二月之前收秋糧。但實際來看與唐代的兩稅法已差之千里,稅外有稅,法外有法,賦役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明朝初期,兩稅是實物稅,一般夏稅交小麥,秋稅交稻米。然而后來不斷演變,政府擴大征收范圍,改變征收方式,農民在米麥之外,還要交納一定數量的絲、麻、棉(后增絹、麻布和棉布)。到了正統年間,政府又把田賦大部分折收成銀,稱作“金花銀”。規定米麥每石折價二分五錢,成化年間又增加為一兩,農民負擔加重了三倍。民間歌謠唱到:“一畝官田七八斗,先將六斗送皇州,自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边@是當時有地農民的真實寫照。
  再說徭役。明代規定,年齡在16-60歲的人要服徭役。徭役有三種:一是里甲,二是均徭,三是雜泛。在徭役執行過程中,豪門地主勾結地方官府,把國家的差役負擔轉嫁到中下戶身上。普通民眾的徭役負擔日漸沉重,而擁有大部分社會財富的豪門地主卻一身輕松,賦役不均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的流動人口,賦役不均激化著階級矛盾,遍地鋪滿了干柴,只要有半點星火,就會引發燎原之勢。洪武以前的農民反抗斗爭且不說,洪武之后的永樂、正統、天順、成化、嘉靖、隆慶年間,各種形式的小型農民起義連綿不斷。特別是從明武宗開始,農民斗爭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史言:兩廣、江西、湖廣、陜西、四川“盜賊并起”。又云:從畿輔到江淮、楚蜀,“盜賊殺官吏,山東尤甚,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絕”。總之,歷時二百余年,農民起義幾乎沒有停止過。

  明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鈞(公元1563~1620年)及其兩位皇后的合葬陵。地面建筑的總布局,呈前方后圓形,含有中國古代哲學觀念“天圓地方”的象征意義。它是十三陵中唯一一座被發掘了的陵墓。

  張居正以“一條鞭法”與既得利益集團較量

  面對國匱民窮、社會動蕩的首輔張居正,既然身負重任,就不能坐視不管。為了鞏固政權,緩和階級矛盾,振興國家財政,他在萬歷年間推行了以“一條鞭法”為核心的財政改革。在統治階級內部與既得利益集團開始了較量。
  張居正認為,要解決土地問題和服役不均問題,首先要有各級官員去做,眼下那些大臣和封疆大吏,正直清廉者少,大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讓他們割肉,無異與虎謀皮。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根本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他從整頓吏治入手,大力推行內閣控制六科、六科監察六部、六部考察撫按的辦法,建立起層層制約、隨事監督的考成制度,從制度上對官吏的行為加以約束。與此同時,對官吏進行換血,實行不拘資格、唯重實才的官員選拔政策,建立一支正直忠誠、不畏強權、敢于改革的隊伍。使“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
  在考成法的基礎上,張居正第一步開始整頓田賦拖欠。明代中葉以來,豪門富室拖欠國家田賦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地方官吏畏懼而不敢過問,國家的收入越來越減少。張居正認為:行姑息之政,是逋欠的根源,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他下令清理田糧逋欠,并作為考成法的重要內容,以清欠的成績作為考成優劣的標準。清理田糧逋欠,震驚內外,反對者威脅萬歷皇帝:“吹求太急,恐怕引起逃民大亂!睆埦诱瘩g說:民之亂,全是貪吏剝削、豪強兼并造成的,反對者都是權豪,而不是小民。他要求地方大員堅定信心,有誹謗者絕不寬恕。江南豪滑之人對張居正怨氣沖天,視機報復。
  清理田糧逋欠之后,張居正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清丈土地,清查被皇親國戚、勛臣豪強及各地官員隱瞞吞并的土地。清丈土地遭到更多的權貴反對,張居正全然不顧反對者的囂張氣焰,于1578年下令清丈全國土地。清丈中一個規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賞賜的土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盡數報官,照章納稅!罢恕北仨殹罢骸,為了使清丈土地在全國順利進行,張居正首先清查自己家的土地。萬歷九年,他要求在江陵老家的兒子張嗣修,嚴格清查自己田產和賦役,發現原規定優免田糧70余石,但縣衙賦役冊中注明張內閣免640余石,他人詭寄的多達570余石。其中有族人、家僮倚借名號優免者,有子孫族仆私庇親故規避者,還有奸豪官吏竄名戶下詭寄者,十分之中,本宅只得其一,其余全是別人的。張居正要求嚴肅處理,堵住了反對清丈土地之口。為了把清丈土地進行到底,在求得萬歷皇帝的支持下,他處置了一些抵制清丈的親王、官吏,剎住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氣焰。在清丈過程中,還處理了一批弄虛作假的地方官,有的廢為庶人削其俸祿;有的降級處分,以觀后效。到1581年清丈完畢,結果土地比明朝初年多出了300萬頃,這些被清出來的土地都是官僚土地吞并隱瞞的“黑地”。清丈土地的成功,有力地阻止了土地兼并之風,也為改變“稅存而產去”、“有田而無稅”的現象創造了條件。
  在土地清丈的基礎上,張居正開始解決賦役不均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稅外有稅,役外有役,是加重農民負擔的重要原因,也為官僚地主多方搜刮百姓提供了方便,同時也是階級矛盾激化、社會動蕩不安的導火索。因此應把賦役合并,即將徭役攤入田畝中征收丁銀,這就是著名的“一條鞭法”。其基本做法是:合并賦役,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并在一起,攤進田畝(地稅)中征收,土地多者交稅多,土地少者交稅少。國家的各種徭役,由官府募雇民工承當,農民也可以出錢代役,這樣就可以解決勞役不均的現象。賦役征收由地方官辦理,廢除原來通過糧長、里長辦理的辦法。“一條鞭法”的改革同樣觸動了地方官員和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部分部門和官員的抗議。為此,張居正做了大量解釋、說服和清除阻力的工作。他承認改革有些弊病,但更強調進步的一面,對于反對改革的地主勢力,則采取強力壓制的態度。可見張居正改革是是非常堅決的,可以說是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他以大無畏的精神,憑借自己的地位和權力,戰勝了既得利益集團,使改革取得了成功。

  “新政”遭廢棄 褒貶身后事

  通過“一條鞭法”改革,查出了不少隱田,從而使田賦的負擔面有所擴大,有利于賦役均平;簡化了賦稅徭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使賦役負擔趨向合理。同時,也使部分農民擺脫了徭役的束縛,獲得人身自由,有更多的機會從事其他生產,有利于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因此階級矛盾得到緩和,社會趨于安定,國家財政得到好轉。經過張居正十年殫精竭慮的改革,出現了政令統一、國庫充盈的新氣象,史稱“萬歷新政”。
  但是,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改革的最后一幕卻是那樣的凄涼。1582年,張居正病逝,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張居正生前沒有得勢,卻在張居正死后反撲過來,采取欺騙、迷惑甚至威脅的手段使萬歷皇帝動搖,并使其對張居正產生懷疑和仇視。然后逐步廢除改革中的“新政”。將張居正改革時重用的人統統罷去,把曾經反對過張居正的人恢復名譽和官職。就連對張居正尊崇倍至的萬歷皇帝,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全面否定張居正的改革政績,下詔定其多項罪狀。而且下令免去張居正生前的官職和封爵,抄了張居正的家,掘了張居正的墳,連活著的家屬親戚也在劫難逃。張居正的弟弟及兒子,或自縊身死,或發配充軍,全家十幾口人在抄家時,竟被官府鎖在室內活活餓死。
  張居正改革是為了挽救朝廷危機,為了適當平衡一下過度傾斜的天平,為什么會落得如此悲慘?從表面上看,張居正改革的是針對“時弊”,然而,當我們深究“時弊”的形成機制時就會發現,所謂的“時弊”恰恰是與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相伴生的,是一個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賴以存在的網絡。其中的暗礁險潭,難以預測,張居正以個人的微弱力量去較量這樣一個利益集團,即使生前成功也難免身后的悲慘。
  張居正的改革歷程告訴我們,任何改革都會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如何處理好少數既得利益者和多數改革受益者的矛盾統一關系,是改革者最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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