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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畫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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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時期的錢幣。 | 提要：西漢末年的王莽，有許多人都知道，因為他取代了西漢王朝，建立了新朝，算是一位封建皇帝了。王莽建立政權后，針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矛盾，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財政改革，但結果全盤皆輸。對這場改革，后人眾說紛紜，有否定的，有肯定的，還有的褒貶參半，至今沒有定論。不過這場改革失敗的教訓卻發人深省，是值得重視的。
衰微中登場：人至相食，盜賊并興
王莽字巨君，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漢哀帝劉欣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的身份重攬朝政，同時頒旨封王莽為大司馬，尚書兵符及京師禁衛軍悉歸王莽統轄。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政君臨朝，委政于王莽。王莽為了加快其篡奪劉氏天下的步伐，用毒酒將平帝劉珩害死，改立2歲的劉嬰為帝，自稱“攝皇帝”。居攝三年(公元8年)，王莽終于廢掉了劉嬰，自己當上了真皇帝，改國號為“新”，從而取代了劉氏王朝。
王莽雖然煞費心機地登上了皇帝寶座，但西漢末年各種矛盾也使其如坐針氈。由于漢武帝伐匈奴，增加賦稅徭役，人口死亡，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失。成帝、元帝時期，又因水旱災害頻繁，農業連年不收，致使赤地千里。史言：“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并興”。由此看來，西漢王朝“物盛而衰”時候已經到來。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統治階級的奢侈腐敗之風日益盛行。如漢元帝至漢平帝時期，皇室、貴族、豪強、外戚過著妻妾成群、縱聲酒色的荒淫無恥生活。統治階級的奢侈物品，“一杯椦，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務廣第宅，治園地，多畜奴婢，被服綺轂，設鐘鼓，備女樂”，奢侈到了極點。造成財政更加入不敷出。
西漢末年，土地兼并日益猖獗，高官權貴憑借其權勢和雄厚的資本，肆意侵吞土地。如元帝時曾出任丞相的匡衡，竟隱瞞侵占封田多達四百傾。至成帝時，更多出現了像丞相張禹那樣的“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的集官僚、地主、商人于一身的豪富顯貴。由此可見，西漢后期的土地兼并問題，要比武帝時期更為突出。針對這一棘手的社會問題，成帝時陳湯曾建議朝廷利用遷徙豪強的辦法，來制止肆虐無忌的兼并之害，但終因群臣的抵制而作罷。一些大臣曾先后提出限田的主張，試圖對土地兼并加以限制。此建議雖然被哀帝采納，但一紙詔書根本制止不住兼并的風潮，最終由于大官僚和外戚集團的強烈反對作罷。
王莽取代了劉氏政權后，為緩和業已激化的各種矛盾，不得不對財政進行一番改革。但由于王莽的倒行逆施，財政改革非但沒能起到摧抑兼并、緩和矛盾的作用，反而卻給整個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甚至連他本人也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屢改屢敗：推行“五均”、“六莞”政策，四次改革幣制
王莽在其短短的八年執政期間，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主要的有以下方面：
首先，實行王田制。為了制止土地兼并，王莽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實行王田制。把土地一律改為國有。下詔說：秦朝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窮私欲，壞圣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無立錐之居。使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他認為這都是背離了古代圣王之制的結果，只有恢復古代的井田制，把土地都改為國有，才能禁止土地買賣和兼并。在井田制上實行“什一而稅”，民眾的負擔自然就會減輕。
但是，抑制土地兼并，是在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由于觸犯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強烈的抵制和反對，致使王田制難以推行。事實證明，王莽想從大地主手中奪回土地，無異虎口拔牙，不得不宣布廢止。
其二，實行奴婢“私屬”制。為了禁止社會上買賣奴婢的現象，王莽在頒布“王田”令的同時，并將奴婢更名為“私屬”，禁止自由買賣。他認為買賣奴婢和任意殺害奴婢、販賣人妻子為奴婢，都是“逆天心，悖人倫”，違背了“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本意，必須嚴加禁止。王莽想用禁止奴婢買賣的方式來杜絕私奴婢的來源，若干年后必然使私奴婢絕跡，以解決農業勞動人手不足的問題。但是，農民在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共同壓迫下，隨時都有出賣自身或子女為奴婢的可能，遠不是一紙禁令就能解決得了的。所以，禁止買賣私奴婢的政策與“王田制”一樣難以執行。
其三，推行“五均”、“六莞”政策。漢代的商業發展，使富商大賈勢力急劇膨脹，“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造成國家財政極度匱乏，農民深受商賈盤剝。為此，王莽采取了“五均”、“六莞”等經濟政策，對工商業實行統一管制。
“六莞”是國家對工商業的一切經營活動實行統管的政策。它所涉及的范圍除一切工商經營活動外，有關財政稅收及對人民的非生產性貸款等活動也包括在內。統管的具體項目有鹽、鐵、酒等，這些統統由國家實行專賣；冶鐵、銅器具及錢幣的鑄造由國家主管；同時對山澤之利嚴加控制。
“五均”是指政府對全國工商業的經營及物價進行嚴格的管制。管制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把原有的職官更名為五均司市師，各司市師之下設交易承五人，錢府承一人。職責主要是平定物價、開展平準業務、收購市場上的滯銷商品、對農民及小生產者進行賒貸。
“五均和賒貸”是經濟管制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正如詔書所云：“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其中，以“市平”均衡物價來抑制商賈；以收購滯銷商品來保護小生產者；以平價出售商品來維護消費者；以賒貸來限制高利貸對民眾的盤剝。可見，“五均”、“六莞”的總目的是為了節制不法商人對農民的盤剝，制止高利貸的猖獗活動，以解決日益激化的各種社會矛盾。當然，也不排除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意圖。
四是，改革幣制。進入西漢后期，自漢昭帝以來幣制日益壞亂，官鑄五銖錢的重量不斷減輕，竟出現了0.5克的小五銖錢。而且在私鑄偽幣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平帝元始中鑄造五銖錢多達“二百八十億萬余”，引起了貨幣貶值和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又給國家帶來了政局動蕩、經濟蕭條等嚴重后果。出于挽救社會危機的現實需要，逼使王莽不得不頻繁進行幣制改革。
王莽幣制改革一共進行了四次。第一次是在居攝二年(公元7年)，效仿春秋戰國時期的貨幣，鑄造錯刀，每枚值五千；契刀，每枚值五百；大錢，每枚值五十，規定與原有的五銖錢同時并用。由于新幣多名實不符，民多盜鑄。尤其是金質的錯刀幣，使盜鑄者獲利豐厚。第二次是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將錯刀、契刀及五銖錢一并廢除，另鑄一種小錢取代五銖錢，與原來的大錢同時流通。接著，又于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進行了第三次幣制改革，改金、銀、龜、貝、錢、布名為“寶貨”，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如此繁雜紛亂的幣制使用起來十分不便，民間拒而不用，只好廢止，保留大錢和小錢兩種貨幣繼續流通。第四次幣制改革是在天鳳元年(公元14年)，除再次發行金、銀、龜、貝錢幣外，又發行兩種新幣，即貨布和貨泉，貨布重二十五銖，貨泉重五銖。廢除大錢和小錢后，流通貨幣只剩下貨布和貨泉兩種了。
盡管王莽前后四次改革幣制，總體說來都是失敗的。其幣制改革中的錯誤：一是變動過于頻繁，二是對舊幣處理失當，三是幣制本身存在嚴重缺陷，四是只知求助于政治權力而不尊重貨幣經濟規律。僅就他推行的多達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寶貨”來說，這在世界貨幣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奇聞。他以為貨幣價值可以由統治者隨意規定，似乎依靠特權就可以使一切貨幣問題迎刃而解，這種只從貨幣流通著眼而忽視貨幣自身價值的幣制改革，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失敗的原因與啟示：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強制
王莽的財政改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失敗了，在這片燒焦的灰跡中有沒有閃亮的地方值得肯定呢？
如果從當時的社會形勢分析，可以肯定王莽改革的主觀愿望是好的。他認識到土地私有制與土地的自由買賣是產生土地兼并的根源，而土地兼并加劇的嚴重后果，直接導致小農經濟的破產，使佃農備受侵凌和劫掠。只有改天下田地為“王田”，禁止土地自由買賣，才能遏制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他認識到私奴婢的大量出現，造成農業勞動力缺乏，要發展生產必須解決私奴婢問題。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鹽、鐵只有國家統一管理，才會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減輕民眾的痛苦與生產困難。不抑制私人高利貸，就難以達到促進生產的目的。從其改革的目的看，哪條改革都無可厚非。只是改革的措施背離了主觀愿望而已。
王莽改革雖然全面失敗了，但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啟示。
一是改革不能急于求成。王莽改革過于求成，這次改革不僅從內容上涵蓋了財經領域的各個方面，而且在始建國元年四月至二年十二月僅一年多的時間內，就先后推出“王田”制、奴婢私屬制、“寶貨”制以及“五均六莞”等多項改革措施，這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各種舉措，同時出臺，畢其功于一役，必然顧此失彼，一招失靈，滿盤皆輸。
二是改革不能急功近利。王莽標榜自己以“齊眾庶，抑兼并”為改制的宗旨，可實際上卻是分割商賈之利為己有的劫取手段。結果，自然要引起商賈、尤其是“三位一體”的朝廷命臣們的強烈反對。
三是改革不能理想化，要結合實際。脫離實際的理想化改革，不論什么時代都是不會成功的。如在土地私有觀念已確立數百年的西漢后期，土地已經完全私有，土地買賣已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實行王田制，把土地全部收為國有顯然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土地制度不僅大地主官僚堅決反對，而且一般的自耕農民也不愿意。
四是改革必須與時俱進，不能泥古。王莽在改革中每有舉動必欲依古，如“王田制”仿照古井田法，“五均”依據《周禮》，幣制改革借重原始的龜貝、春秋時的錯刀、契刀等。這種早已過時的制度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泥古必敗。
五是改革不能強制。在推行改革措施中，王莽竟然采取強制手段，以嚴刑峻法，對付違抗者。致使吏用苛暴立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搞得天下騷亂，四鄰不安，民不聊生，國無寧日，使“新”莽政權瀕臨絕境。
最后，在農民起義和西漢宗室舊臣的聯合反抗下，王莽在窮途末路中已經無力回天。地皇四年(公元23年)，農民起義軍攻進長安，王莽被殺，短命的“新”莽政權亦隨之宣告覆滅了。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