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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開業的中美合資銀行——四川美豐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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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世紀20年代生產的美國國民牌銀行記賬機，現展示于上海銀行博物館，是全球僅存的惟一一臺。 | 提要：近代中外合資銀行雖然資金實力較為雄厚，還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權，而且在一段時間內也曾獲得了程度不等的發展，但大多數銀行的經營仍然不成功，最后被迫陷入停業倒閉的境地。
中法實業銀行首啟停業之門
整個20世紀20年代是近代中國金融業曲折發展歷程中的一個特殊時段，一方面包括新式銀行在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得以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金融風潮頻繁發生。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1921年7月2日中法實業銀行突然停業，拉開了中外合資銀行停業倒閉的序幕。接著1923年10月中法振業銀行停業破產，同年底華義銀行的華股全部轉讓給外方，次年被改組為純粹的意大利資本銀行；1925年震義銀行停業清理；1927年四川美豐銀行的外方股份退出，改組為純粹的華資銀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在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中，中外合資銀行的生存條件更為惡劣，又相繼有中華匯業銀行、華威銀行、中華懋業銀行停業清理，再加上清末設立的華俄道勝銀行也于該時期破產倒閉。至此，民國時期中外合資銀行的設立熱潮逐漸冷卻下來。
中法實業銀行最先開啟了中外合資銀行的停業之門。1918年以后，該銀行的經營開始走下坡路。以北京分行為例，先是投資內河運輸業失敗，后又從事大米的國際進口貿易，因國內行情把握不準而無法售出，在轉運法國途中被德國水雷炸沉，損失慘重。又因戰事方酣，海運保險已經停止，損失只得自負。遭此連續的巨大損失，銀行元氣大傷，資金周轉出現了緊張情勢。為了挽回業務上的頹勢，該銀行不惜孤注一擲，多次抽調資金參與巴黎股票市場投機，結果仍歸失敗。于是，銀行捉襟見肘、內外交困的窘況終于掩蓋不住了。
1921年年初，法國政府及法蘭西銀行知悉中法實業銀行地位危難，當即商請各銀行組織銀行團援助該銀行，并研究改組的方法，但均無結果。中國政府也為改組銀行一事，曾派財政部次長吳鼎昌與該銀行磋商辦法。雙方旋于同年6月9日和6月14日互換公函，聲明中國政府有指派本行董事會1/3董事的權利，并同時在北京設置管理處，副處長一職由華人充任，所有在華各分行的全部事務應由該副處長受董事會的監督，協同法派處長執行。6月30日，在巴黎的中法實業銀行董事會鑒于銀行資金支出短絀，債戶追討，應付維艱，特向當地商事法院提交營業盈虧對照表，請求判準援用戰時變通辦法繼續營業。商事法院經審核認為手續不符，答復須待到7月25日該銀行股東大會議決之后再行提出，方能予以判決。然而，尚等不及股東大會召開，中法實業銀行已難于支撐，只能宣布停業。從7月2日起，中國境內的中法實業銀行所有分行同時暫停營業。
對于中法實業銀行停業的原因以及停業前維持辦法的失敗，法國政府主張對外嚴密封鎖消息，以免引發事端。但新聞界很快將消息透露出來，法國輿論大嘩，抨擊的矛頭直指政府，認為中法實業銀行是本國在遠東地區的經濟橋頭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此時因國家戰敗深受影響的德華銀行也在重張旗鼓，本國政府則任由該銀行停業，不給予全力維持，從而使法國在遠東地區的信用受到嚴重損害。盡管國內輿論反應激烈，法國政府依然拿不出具體的解決辦法，中法實業銀行最終還是難逃停業的厄運。事后法國官方派人清查了該銀行賬目，發現股本虧蝕在3/4以上，依公司法已不能復業。但鑒于該銀行過去在中國享有一定信譽，為法國帶來過不少實際利益，故而始終不宣布其破產。
停業后的中法實業銀行幾經曲折，至1925年7月改組為中法工商銀行，仍為中法合資，由法國方面出資80%，中國方面出資20%，中方投資者主要為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此后，該銀行在華各分行也相繼復業，但業務的進展已大不如前，也不再發行鈔票。
中華匯業銀行厄運接踵而來
中華匯業銀行的設立宗旨名義上是為增進中日兩國貿易活動服務，實質上是日本進行對華經濟擴張的一種手段。該銀行一直與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保持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其業務的開展也嚴重依賴于政府部門。隨著北京政府的倒臺，中國政局發生了重大改變，該銀行總管理處也于1928年夏匆匆遷至天津租界。
中華匯業銀行規定以日元為股本單位，開辦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之際，全球金價最便宜，日元行市也最低，每1日元僅合銀元4角左右(最低價只合3角7分)，所以招股的時機和條件均特別良好，全部股款很快便招收足額。后來由于該銀行大量對北京政府放款，并且多半是有借無還，沉淀的資金積累甚巨。至1927年夏該銀行因為現款不足需要增資，由理事會議決定續收股本四分之一，計250萬日元，中日各半，中方需要交付股款125萬日元。此時日元匯價已高，差不多與銀元平價，老股東中有一部分人對于續付股款感到吃力。加以大股東方面有些人擔任銀行理事或監事，知曉銀行內部狀況，深感前途不妙，雖有力量亦都不肯再交付股款。而日本方面則堅持須待中方股款全數收足后再一次性交付，因此股本續收一時難以完成，銀行的業務經營隨即陷入困境。
當時實際執掌中國北方軍政大權的奉系軍閥集團，從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經過權衡得失后認為實有維系中華匯業銀行的必要，為此加入了相當數額的股份，暫時緩解了銀行的燃眉之急。1927年10月，由奉系集團正式接管中華匯業銀行，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扭轉不利局面，如通知各分行努力攬收存款，推行天津地名鈔票，添設奉天分行以圖拓展新的業務。然而不久大勢驟變，北伐軍逐步北向，奉系軍隊被迫退出關內，所屬軍政人員也全部陸續撤離北京，北伐軍于1928年6月8日進入北京。奉系人員在出關之前，紛紛向中華匯業銀行提取存款，為數很大，上年續收的部分股款到此告罄，該銀行的頭寸陡然感到吃緊，每天都在艱難支撐。再加上先前發生了“五三”濟南慘案，激起全國人民的反日浪潮，京、津兩地的民眾對該銀行表示不信任，紛紛擠兌提存，難以為繼，遂于1927年12月8日各分行同時宣告停業。
中華懋業銀行終告失敗結局
中華懋業銀行是中國政府特許設立的中外合資銀行，資本非常雄厚，規模宏大，而且取得了發行特權，其地位幾乎與中國、交通兩銀行相當，理應大有可為。但實際上該銀行開業后頗不順利，業務經營狀況長期不佳，至1929年終告停業清理。總結該銀行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第一，
初期股本以美元為單位，為日后的經營埋下了不利的隱患。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最初階段國際銀價異常堅挺，銀元0.8元可換美元1元，但不久銀價即轉趨下跌并持續走低，形成所謂金貴銀賤的趨勢。在此情況下，如果銀行資本以美元計算，而在華經營業務又以銀元計算，便會產生一個盈虧問題，資產負債以美元計算將不斷減值，資本總額愈形縮小，有如減資。因此，為了抵消銀價下落造成的影響，該銀行不得不做美元掉期交易。此種交易是在銀價下落時賣出即期或近期美元，同時買進遠期美元，所以又名套頭交易。這樣做的好處是，既可以使一切交易的美元價值在特定時間和數量內暫時保持穩定，也可以使銀價對銀行業務的長遠影響緩和下來。但賣出、買進的時機把握不準便會出現差額(即貼出利息)，如經常大量地做這種交易，則累積起來的貼出利息是相當巨大的，從而形成虧損。更何況套頭交易只能在短期內起緩沖作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后來中方建議改股本單位為銀元以避免這種損失，并于1922年派人赴美交涉，取得大通銀行的贊同，將股本改為1000萬銀元，同時通過大通銀行取得了大通及克羅格國民銀行等所提供的巨額信用透支，以便發展外匯業務。可惜后來該銀行的外匯業務經營均不得法，不僅未能獲利，反而虧損甚巨。
第二，
貸款業務把關不嚴，出現巨額呆賬。中華懋業銀行天津分行曾大量放款給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協和貿易公司，不料1927年秋該公司因投機失敗突然宣告破產，資產所剩無幾，而負債卻高達700余萬元。協和公司的資金幾乎全部來自金融機構的貸款，但銀行手中握有的大多是空頭棧單，根本起不到抵押的作用。在所有受害者中，中華懋業銀行首當其沖，共計貸出200多萬元，多成呆賬。同時因為呆賬風聲外傳，引發該銀行鈔票發生擠兌，幸虧其發行準備原為十足準備，所以未被擠倒。不過，經歷協和公司倒閉事件后，該銀行已是搖搖欲墜了。
第三，
銀行內部紛爭激烈，對業務經營造成嚴重沖擊。首先是中美股東之間圍繞銀行的業務方針發生分歧。當初美方股東愿意投資創辦中華懋業銀行，主要是期望以此來推動中美貿易的發展，有利于傾銷本國商品，因而極力主張集中資力經營國際匯兌，并建議在紐約及舊金山經常存儲一筆巨額資金，充作經營國際匯兌業務的基金。中方股東則認為美國的利率水平遠低于中國，不如將行內資金主要用于國內放貸以謀取高利，同時還希望能大量引進美國的低利資金。雙方的業務主張差異太大，難以達成共識，對銀行開展業務造成極大的障礙。其次是中方人員之間的派別爭斗也很嚴重。內部有美國派、留學生派、買辦官員派，各派的力量此消彼長，矛盾十分尖銳。1925年徐恩元去世，由原任華俄道勝銀行買辦的沈吉甫升任總理。徐恩元在世時尚能維持各派之間的均衡，使其和平共處。徐死后群龍無首，派別爭斗愈演愈烈，彼此之間相互掣肘，各不退讓，嚴重干擾了銀行正常的業務經營。
1927年以后，中華懋業銀行的經營每況愈下，資金周轉非常困難。為了改變日益顯露的頹勢，該銀行于1928年擬定改組計劃，邀請中國、交通、金城、大陸等華資銀行加入股份，但四家銀行經查賬后未予同意，僅提供了部分貸款支持。而此時美國大通銀行見銀行營業不振，堅決要求退股，更是雪上加霜。后來幾經周折，最后南京政府內部的桂系集團對該銀行發生興趣，與美方代表談判成功，接收大通銀行全部股份并參與經營。但至1929年底蔣桂決裂后，改組亦不可能，該銀行不得不全部停業清理。
(作者為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