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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20年代天津中法實業銀行大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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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威銀行紙幣一組八枚 | 提要：民國成立后，在北京政府時期曾經出現過一個設立銀行的高潮，國內大多數的重要銀行均興辦于此階段。這次發展高潮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成立的眾多銀行中，中外合資銀行的比重較高，先后涌現出中法實業、中華匯業、中華懋業、華義、華威等20余家銀行，在當時幾乎成為了一種時尚。
10年間涌現20余家合資銀行
在近代中國的特殊環境中，中外合資銀行的出現時間略早于華資銀行，但清末的情況是籌議者眾而實施者寡，僅有華俄道勝銀行和北洋保商銀行兩家設立。進入民國后，中外合資銀行這種形式開始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不僅籌議者眾而且實施者也不少，數量逐漸增多，至20世紀20年代初達到發展頂峰。據不完全統計，從1913年中法實業銀行設立起，到1922年華威銀行設立止，10年間累計設立了20余家中外合資銀行，其中以1920年前后設立的家數最多。具體情況詳見下表：
民國時期設立的中外合資銀行所涉及的國別大致有法國、日本、美國、意大利、挪威、丹麥等。其中大多數銀行系中國與日本合辦，但僅以中華匯業銀行的規模為大，其余各家銀行的規模均不大，且活動地域大多局限于東北地區。除此之外，中國與法國合辦的中法實業銀行、中國與美國合辦的中華懋業銀行、中國與意大利合辦的震義銀行、中國與挪威、丹麥合辦的華威銀行等，規模也都比較大。當時純粹的華資銀行中規模與之相當的只有中國、交通兩家銀行。除上表所列示的各家銀行之外，還有屬于中國與日本合資的中日銀行(1917年)、振興銀行(1918年)、上海銀行(1918年)、鐵嶺商業銀行(1919年)、開原銀行(1919年)、大東銀行(1921年)，以及中國與英國、加拿大合資的匯通銀行(1922年)。不過，由于這些銀行缺乏更為詳細的資料，故未收入上表。
民國時期中外合資銀行的迅速崛起，絕非一種偶然現象，具有十分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催生并孕育了中外合資銀行的發展高潮。就中國方面而言，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企業組織，所以熱衷于與外國資本合作設立銀行，主要有以下諸多因素所致。
緣于國家政體發生變革
1911年10月驟然爆發的武昌起義，很快在全國范圍內蔓延成為氣勢磅礴的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清王朝近300年的異族統治，中華民國正式宣告成立。從形式上看，這次國家政體的變革，不同于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次政權的更迭，是由封建君主專制向民主共和體制的根本性變遷；從內容上看，盡管以袁世凱為核心的北洋軍閥集團長期把持著國家政權，但其具體執政方針仍然體現出某種有限的新意與活力，一定程度上符合歷史的發展方向。因此，民國的建立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不僅促進了社會的進步，而且帶來了經濟的繁榮。
據有關資料統計，僅1912年至1916年間中央政府公布實施的各種發展實業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等共有86項之多，從而為全國經濟的起步發展初步奠定了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同時，在共和體制逐步得到廣大民眾認同的過程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的價值取向也發生了一些可喜變化，努力發展國家經濟成為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共同愿望；而且人們的眼光比以往開闊了，開始具備全球化意識，對于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合理性漸漸有所理解。當時，全國朝野中許多人都認識到通過引進外資推動本國銀行業和工商業發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而以孫中山、壯叔英等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均提出了關于創辦中西合股銀行的更趨成熟的主張，直接推動了中外合資銀行的創辦。
迎來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經過民國初年短暫的混亂局面之后，全國經濟的發展很快走入正軌。特別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國內外市場需求驟然擴大，極大地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從而形成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工業生產方面，據統計資料顯示，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間，全國私人資本新設立各類廠礦企業379家，創辦資本額累計達到8580萬元，平均每年開設63家，新投資本1430萬元，比辛亥革命前后時期(1895年至1913年)約增長了1倍多。同期的私人工業投資規模也相對擴大，與清末最后10余年相比，1912年至1922年間投資額在5萬元以下的工廠數量有所減少，在5萬至20萬元之間的工廠數量基本維持不變，而20萬元以上投資規模的工廠數量則呈顯著上升趨勢。其中，1922年資本額在20萬至50萬元的工廠增長了67%，50萬至100萬元增長了175%，100萬元以上的則增長了128%。
近代中國民族工業規模最大的行業是輕工業，而其中又以棉紡織工業的發展速度最快。據統計，1912年至1927年全國新設立華資棉紡廠86家，創辦資本總額13670萬元；而在此之前的20多年，全國僅設立華資棉紡廠24家，資本總額亦僅有1863萬元。這一切均充分顯示出國內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期的繁榮興旺。在商業貿易方面，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從一開始便具有極為明顯的不平等性，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長期以來貿易入超不斷擴大。民國成立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這一狀況稍有改善，這往往也被認為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
從全國對外貿易總的發展趨勢來看，1923年的進出口凈值比1912年增長了將近1倍，其中出口凈值的增長幅度略高于進口凈值的增長幅度；而且1915年至1919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額大幅度下跌，尤其是1919年進出口數額幾乎持平。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不但在數量上大幅度上升，而且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由1913年的不到1%提高到1920年的1.5%至1.9%。
受到這種經濟急速發展趨勢的強勁拉動，國內的資金需求異常旺盛，而資金的供給則相當缺乏。此時銀行等新式金融機構在融資方面的優越性已經逐步顯現出來，但華資銀行的數量有限，在華外國銀行又多注重中國的財政事務，難以滿足經濟部門的資金需求。于是，產生于清末而又長時期處于沉寂狀態之中的本國銀行業開始受到重視，同時社會各方也期望通過引進外資的方式創辦中外合資銀行，開辟一條籌集金融資本的新途徑，以謀求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此背景下，國內銀行業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急劇發展起來，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中外合資銀行的勃興。
中外經濟交往日益活躍
民國成立后，隨著國內經濟的復蘇，對外開放的范圍及開放程度均較前有所擴大和提高，而且中外之間的民間經濟交往也變得日益頻繁起來。對于大多數外國投資商來說，他們之所以熱心于與華商合辦銀行，主要是為了謀求發展本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業務。盡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外貿易一度受阻，但戰爭結束后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華洋行勢力大為擴張，1913年全國有洋行3805家，到1920年增至7375家，增長了將近1倍。戰爭對各個列強國家所造成的影響也各不相同，日本和美國由于卷入戰爭的程度不深，便利用戰爭期間的有利時機擴大在中國的影響，致使它們在整個中外貿易中的地位上升較快，特別是日本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而英國、法國等國由于在戰爭中受損嚴重，其在中外貿易中的長期優勢地位開始動搖。這就是民國時期較多出現中日、中美合資銀行的一個重要背景條件。
此外，中外合資銀行這一企業組織形式在制度方面的優勢也促進了它的快速成長。從理論上講，與本國銀行比較，中外合資銀行由于外國資本的介入，必定受到西方發達國家較為成熟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影響，其內部治理結構應該更加符合現代公司的規范，因而也比較能夠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而且，鑒于當時中國政府對外國銀行一貫采取妥協政策，通過中外合資的方式，則可以享受設立手續快捷等種種便利。
總之，整個北京政府時期，中外合資銀行在國家政體變革、國內經濟逐步活躍、中外經濟交往增多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動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成為該時期國內銀行業蓬勃發展的一道風景線。
(作者為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