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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12 作者:朱敏 來源:經濟參考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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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2年，在動蕩不安的中國，一個承載了中國工業夢想的產品誕生了，它就是我國著名的機械工程專家支秉淵所制造的中國第一輛國產汽車。它的誕生宣告了我國無能力生產國產汽車歷史的終結。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第一輛國產汽車的誕生既鼓舞了抗戰中的人們，也給國人帶來了振興中國民族工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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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秉淵造的我國第一輛國產汽車 |
支秉淵曾就學的南洋公學是現在上海交大的前身 |
國難當頭，戰火中點燃中國汽車之夢
1927年到1938年間，中國的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有了相當的發展，這也帶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但是這 種發展卻是畸形的：長年的內戰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東北的淪陷又使中國喪失了部分資源和工業。而正當中國的民族工業剛剛起步時，戰爭的陰云又向中國襲來。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日戰爭開始了。
戰爭伊始，我國的民族工業尚未受到嚴重影響，但當進入日本侵略軍的戰略進攻階段時，在我國華北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武漢以下的長江流域，那里的工業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和損失。日本所發動的這場戰爭不但是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戰爭，也是一場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較量。而我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后也直接影響了中國軍隊的對敵作戰。
1938年日軍攻占了武漢。而此刻，他們正伺機南下湖南，夾擊長沙。為了應對即將開始的戰斗，作為機械化部隊司令的杜聿明在湖南湘潭的郊外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戰士們斗志昂揚，熱血沸騰，只希望在戰場上殺敵奮戰，捍衛祖國的領土和尊嚴。而年僅35歲的杜聿明此時則愁眉不展，標榜著機械化名號的這支部隊并不表面上那么風光。該部隊中所有的坦克、裝甲車、卡車等無一不是從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進口來的。國內的零配件并不充足，一旦戰爭展開，只要這些設備損壞而又沒有配件可以替換的話，即使再好的裝備也只能是一堆破銅爛鐵而已。這一切怎能不令這位年輕的司令不安呢。
舊中國機械工業的基礎一貫比較薄弱，而在當時，整個國家沒有一臺屬于自己的自制汽車。假如此時可以生產出國產汽車的話，則會大大增強我軍的戰斗力。因此，能否造出中國國產的汽車便成為這一階段最迫切而又緊急的目標。
義不容辭，愛國青年臨危受命
這個令杜聿明頭痛的問題，也引起了一位機電專家的注意，盡管他身單力薄，但為了中國汽車工業的明天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他毅然挑起了為戰車試制大馬力動力機的重擔。他就是著名機電專家支秉淵。
支秉淵，號愛洲，族號達瀛，生于1897年2月18日，是浙江省嵊縣富潤鄉支鑒路村人。他的父親支寶楠，是前清的秀才，對愛子期望很高，為他取名秉淵就含有“秉承淵源，繼往開來”的意思。支秉淵幼年時在家鄉陽山書院上學，1915年進入上海南洋公學電機科學習，這對當時的支鑒路村是一件大喜事。不少鄉親到村口為他送別，這讓年輕的支秉淵十分感動，立志要學有所成報效國家。他經過數年寒窗苦讀，獲得了電機工程學士學位。
大學畢業以后，支秉淵被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聘為實習工程師。他的工作主要是負責發電機組、內燃機、水泵、壓氣機等機器設備的銷售業務。在工作過程中，他參與安裝了不少機器，建了若干發電廠，熟悉了所經辦機器的基本知識、安裝和使用的經驗。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了，不滿洋人作為的支秉淵毅然辭去了這份工作，并聯絡了大學同學魏如、呂漠承、朱福駟和校友張延祥、黃炎，在上海泗烴路6號設事務所籌辦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現上海新中動力機廠)。將公司取名為“新中”則寓有“新中國”之意，反映了支秉淵等愛國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興民族工業的志向。
當時我國的汽車都是由國外進口的，沒有一輛汽車是中國自己生產的。就像工業史專家陳正卿所說：中國人想造汽車，從上世紀20年代起就開始有人動腦筋了。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東北王”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張學良主政東北。兩個月后，張學良招來工業巨頭和汽車專家商量有關事宜。一年后，取名“民生”牌的第一輛國產組裝汽車在沈陽迫擊炮廠誕生，不久便被送往上海展覽，成千上萬的上海市民爭相觀看，引以為傲。人群中的支秉淵為這一群情振奮的場面深深地感染了，并有所觸動，一方面覺得中國人自己造出了汽車了不起，另一方面覺得這輛車畢竟是采用進口的零部件組裝的，而他則想造出一輛包括發動機在內全部自己制造的國產汽車。
想要制造一輛完全國產的汽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需要人、財、物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而當時的情況是：舊中國工業基礎薄弱，物質匱乏，人才短缺。但所有的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棄制造出一輛完全國產化汽車的夢想。
一開始他最想造的就是汽車的關鍵部位——發動機。為了實現這一夢想，早在1925年支秉淵就開辦了上海新中動力機廠，由于成就突出，這個廠很快就在中國機械工業界中脫穎而出。那時，在黃浦江畔的支秉淵夜以繼日，殫精竭慮，花費了6年的心血，終于凝結成一種新汽車的雛形，這時已經是1937年的夏天了。就在這年的8月13日，著名的淞滬會戰爆發了，戰爭無情地毀滅了支秉淵的勞動結晶，中國國產汽車的雛形被扼殺在了搖籃里。
當時新中公司所在的閘北區，是日軍轟炸的重點地區，新中公司也難逃劫難，公司只好向西南后方轉移。資料在戰火中損毀了，支秉淵就憑借記憶重新繪制圖紙，為近代中國人的“汽車夢”奮斗著但是沒想到的是，支秉淵剛到湖南長沙，工廠還沒有安頓好，日本軍隊就逼近了。他們只好拆下機器又上路了，這次搬遷的目的地是更遠的位于湖南西南部山區的祁陽。
圓夢祁陽，中國第一輛國產汽車誕生
祁陽，一個偏遠、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那里的人們對于第一輛國產汽車誕生于此的歷史記憶已不太深刻。而正是在這個小城中，中國第一輛國產汽車誕生了，這座小城也隨著它的誕生被載入了史冊。
“八·一三”上海抗戰的次日，支秉淵的部屬——對汽車制造頗有想法的陸景云決定向支秉淵請長假，從軍參加對日作戰。而支秉淵則積極響應資源委員會等部門組織的內遷，率領新中員工歷經艱辛，將上千噸器材遷往武漢。武漢告急以后，新中又繼而遷往長沙以及祁陽。長沙離武漢不足千里，且防備力量不足。若武漢失守，長沙便會成為前線城市，從戰爭角度看在長沙設廠的想法是極不明智的。而支秉淵在長沙設立分廠的根本目的，卻是為了早日實現制造較大馬力汽車發動機的夙愿。他對制造技術復雜的內燃機，可謂念念不忘。長沙黃土嶺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廠于1938年開工，支秉淵急于請陸景云回廠主持試制發動機。因戰事緊張，杜聿明最初不準陸景云離職。后來經支秉淵親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陳理由，杜聿明才批準陸景云回新中公司以支持支秉淵的愛國之舉。
那時候，國內的汽車非常緊缺，支秉淵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沒有一輛研發汽車的模型。因而由經濟部官員出面，將杜聿明200師的一輛已報廢不能運行的德國卡車贈送給支秉淵。其發動機為M.N.A牌狄塞爾高速柴油機，功率為65馬力，額定轉速為1800轉/分鐘。支秉淵決定仿制這種發動機，他在沒有任何有關資料的情況下組織了測繪，克服了種種困難。陸景云回到新中以后，與支秉淵一道不顧敵機轟炸的嚴重威脅，決定建立汽車零部件批量生產線。
戰時后方的冶金工業十分落后，鋼材供應遠不及上海方便，條件非常艱苦。支秉淵四處奔波，多方打聽供應渠道，終于想到向鐵道部門購買被日本飛機炸壞的機車的廢件作為原材料。當時估計機車主動軸是好鋼材制的，就用它來制造曲軸，用輪箍制連桿，用鋼軌制一般鋼件。沒有較大的鍛壓設備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軸時先將車軸鍛扁，然后在機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車和研磨。在自煉鑄鐵過程中，找不到進口的鐵鎳合金顆粒，就以鎳幣為添加料，與鑄鐵、廢鋼同在化鐵爐內熔煉，煉成低鎳合金鑄鐵。就這樣新中順利鑄成氣缸體、缸蓋，用廢飛機零件鑄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噴嘴及飛輪鍛坯，由支秉淵去香港購買。由于粵漢鐵路運輸已不正常，他就親自押運，從香港用民船運到廣西欽州、防城一帶上岸，再用人力經數百里挑到南寧，再經公路長途運輸到廠，長沙大火后，新中廠又遷到祁陽，其路線非常之曲折。
湖南祁陽，西靠越城嶺，東接湘江，是通往廣西、貴州的交通要沖。也是抗戰時期西遷工廠的聚集地。支秉淵到這里來，是看中它離長沙不遠，可以更迅速地為前線服務。同時，支秉淵還寫信給胡厥文，請胡厥文到祁陽來。因為胡厥文也是搞機器的，他們合作的可能性比較大，關系也比較好。于是，胡厥文很快在祁陽辦起了新廠。支秉淵和胡厥文原來都是上海工業界的領袖人物，現在，在遠離上海的湖南山區，他們又一次攜手，一個造車，一個煉鋼；一個為抗戰提供動力，一個為抗戰制造槍炮。一時間，使人口比戰前翻了一番的祁陽，有了“小上海”的雅稱。
1942年夏天的一個月明之夜，注定要被載入中國汽車發展的史冊。那天夜里，中國第一輛汽車誕生了。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亮了中國人制造的這輛新車。
就像上海工業史學家劉浩林所評價的那樣：“支秉淵造的這輛車，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中國人自己造的第一輛車，因為這輛車的發動機是支秉淵自己造的，它的變速箱、傳動器、轉向機構，幾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淵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因而當時重慶《大公報》撰文把支秉淵稱為“中國福特”。
這個中國人和他制造的中國汽車，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給中國帶來了工業發展的黎明曙光，并且體現了中國人自強不息的精神！而我們今日，沿著先人的足跡，將會使中國工業發展的未來更加光明。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STS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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