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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紡織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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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精紗車間 | 提要
晚清開口通商后，洋貨輸入大為增多，一些西洋物品流行于中國市場，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其中洋布的輸入及穿用洋布的流行，就是通商后幾十年間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在洋布攻勢面前，官和商這兩股不同的勢力結合起來，從各自不同的地位、愿望和利益出發，提出了與洋商分利，自辦機器織布，以抵制外洋商品入侵的要求。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辦，恰恰反映了在那種大的歷史變革中我國民族工業經歷的風雨飄搖。
洋布大量輸入我傳統棉紡業受損
自18世紀70年代開始，首先在英國出現了紡織行業的技術革命，并很快蔓延到歐美諸國，蒸汽機動力和新式紡織機的采用，使紡織業生產力大幅提高，紡織產品成倍增長，并成為歐美商人開拓海外市場、賺取大量利潤的主要商品。在鴉片戰爭后幾十年間，英美各國輸入中國的紡織品，伴隨著中國商埠的增開、商品輸入量的增加而持續增長，特別是其中棉織品數量增長更為顯著，在總輸入物品中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大。據統計，1842年進口的棉織品僅占全年進口總值的8.4%，而到1867年此比例已上升為21%，到1885年就以35.7%的優勢躍居進口貿易的第一位。
隨著輸入數量的增長，洋布占領的中國銷售市場不斷擴大。城鎮居民樂于購用這種物美價廉的洋布，用洋布來代替綢緞，做夏服、棉衣里、內衣、被面、窗簾、喪服等，洋布開始暢銷各地。
鄭觀應這位不同一般的買辦對19世紀后半期手工棉紡織業發生的變化做了如下的描述：“如棉花一項產自沿海各區，用以織布紡紗供本地服用外，運往西北各省者絡繹不絕。自洋紗洋布進口，華人貪其價廉質美，相率購用，而南省紡布之利半為所奪。迄今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盛世危言》紡織篇)此時，中國的傳統手工棉紡織業市場受到了嚴重破壞，動搖了自然經濟的基礎。
列強經濟勢力的深入，刺激著洋務派官僚和商人集團。在中國自然經濟的逐漸瓦解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中，他們從各自不同的地位、愿望和利益出發，提出了與洋商分利，自辦機器織布，以抵制外洋商品入侵的要求。
欲與洋商分利上海自辦機器織布局
1876年3月，李鴻章根據津海關道黎兆棠的建議，派魏綸先到上海籌組機器織布局事宜。魏綸先在上海的創辦活動并不順利。從客觀上說，當時銀根緊張，籌集款項困難，但更重要的是在主觀上，當時魏綸先雖然有著“觀察”的頭銜，但實際上只是工程技術人員，沒有經濟實力，號召力不強；而且又長居北方，同上海的商業社會和江南官場缺乏深切交往。因此，他既得不到兩江官款的扶助，更難以博取上海新舊商人的支持。1878年，彭汝琮進行設廠活動。彭汝琮是一個被免了官兒的人，他在1878年冬曾向李鴻章交了一份織布局計劃，指出織布局將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招集商股50萬兩，但是沒有結果。
在后來的兩年中，籌建組又兩次改組。1880年夏，主持人改為戴恒、龔壽圖、鄭觀應、經元善以及蔡鴻儀、李培松，其中以鄭觀應“總持大綱”，經元善“駐局專辦”，戴恒、龔壽圖代表官方，而以龔壽圖專管“官務”，鄭觀應、經元善代表商方，李鴻章委托鄭觀應“總辦局務、常川駐局”，專管商務。蘇北大鹽商李培松和寧波富商蔡鴻儀作為主要投資人參與織布局。
改組后的機器織布局制定新章程，招股4000股(每股100兩)，其中半數由主要創辦人購買，其余半數則向社會公開招募。經元善在通商各口、內地城鎮以及海外華僑集中的地方委托錢莊商號，分設36個代收股份的地方，并且在報紙上公開投資人姓名，如不愿公開姓名的則以公布股票號碼作代替。這是一種制造聲勢的措施，它投給社會新鮮的刺激因素，引起了比較廣泛的注意。機器織布局的招股工作進行比較順利。自章程公布后不到一個月，報名投資數額達到30萬兩，后來又增加到50萬兩，遠遠突破了原定計劃。
1881年，織布局獲得“酌定十年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的經營專利，以及“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銷售，應照中西通例，免完厘稅；如由上海徑運內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內地，應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內地沿途稅厘，以示體恤”的免稅特權。
開機投產之前，織布局又幾次更換人員，從鄭觀應、經元善轉手到龔壽圖“總辦局務”，龔易圖“收拾殘局”，結果，殘局更殘，一度虧損。李鴻章又派輪船招商局會辦馬建忠接辦織布局。馬建忠又因辦事不力而更換楊宗濂。因楊宗濂在北方任職，不得到任，一切都由他的弟弟楊宗瀚承擔。上海機器織布局幾經周折，終于建成，占地約280畝，后依黃浦江，前臨馬路，有廠房、軋花房、棧房、辦事房等建筑，訂購了英、美兩國軋花機、紡紗機、織布機等全套設備，到1890年終于有部分機器開始投入生產。
盛宣懷執掌災后重建織布局大權
1893年10月19日，織布局清花間失火，適值狂風大作，施救不及，全廠付之一炬，損失達7000多萬兩。
織布局失火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問題。這個企業屬于官督商辦，總辦、幫辦、會辦都是政府指定的，政府在里面有股份。指定的人是很能干的，但是不擅管理企業。織布廠最重要的是防火，機器織布局的房頂上蓋的是油毛氈，容易點燃，這是大忌；廠里是有救火設備的，也靠黃浦江，有水，但是救火設備沒有人會用，只好看著大火燒盡。
上海機器織布局被焚后，李鴻章決心重建紡織局，他向清廷闡明理由說：“布縷為民間日用所必需，其機器所紡織者，輕軟勻凈，價值尤廉，故遠近爭購。……是以因勢利導，不得不用機器仿造，必使所紡之紗與洋紗同，所織之布與洋布同，庶幾華棉有銷路，華工有生機，華商亦沾余利。此事斷難中止，亦難緩圖。”
李鴻章力主趕緊重建，立即恢復機器織布局。這種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接下來是誰來負責恢復工作。在當時，社會上與官場中公認為非盛宣懷莫屬。李鴻章說：盛氏“于商務洋務，尚肯苦志研求”。社會上則公認“他的身份、勢力和財力都適宜于擔當此任”。盛宣懷熱心于辦工業企業是眾所周知的，他早就想要攬辦同人民生活最接近、贏利最有把握，因而也最有生命力的紡織工業。但未有機會插手，直到織布局開工后才與朱鴻度一起創建紡紗廠作為布局的分廠。盡管此次恢復織布局任務艱巨，但是盛宣懷足以擔當此任，并且有希望很快辦成。
然而恢復織布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清理和結算前賬。織布局官款26.5萬余兩，商股55.4萬余兩，招商局、仁濟和其他公私股份約20萬兩。焚后至多值10余萬兩。在以前，清政府凡遇到這種情況，一般慣例是先顧官后顧商，但這次不同，由于接辦的人盛宣懷向來比較照顧商人利益，他從“體恤舊商，方足以招徠新商”的觀點出發，認為如果按照“中國向來遇有鹽典各業不測等事，皆應先償官款”的慣例，必使股商懷恨在心，而主張“所欠官款，悉歸以后局廠按每出紗一包捐銀一兩，陸續歸繳”。“至于非官款的損失(65萬兩)，則將由災后基地局房估價按成攤還；按舊股一千兩先攤得二百兩，填新股票，一律取利，其余舊股八百兩，靠新商獲利陸續抽捐歸補”。盛宣懷說“此不得已之辦法也。”這確是“不得已之辦法”中的好辦法，它果然奏效，恢復進展順利。
盛氏首先確定招股一百萬兩。上海、寧波、蘇州三地紳商認購60萬兩，“洋貨公所所屬各行，按其資力多寡，認購新織布局的股票約百分之二十”。不足之數，由招商局、電報局挪補。這樣，不到兩個月，即光緒十九年年底，一百萬兩資本就基本就緒了。但認購者還是很踴躍，以致到了限制認購的程度。例如臺灣巡撫邵元沖要求對新廠投資認股，盛宣懷不得不告以“公如欲附入，一、二萬尚可代留，多則無額”。恢復新廠的工作，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資本有了著落，可以進行建廠的具體步驟了。盛宣懷為了照顧“商情遠慮他日辦好恐為官奪”的顧慮心理，決定改“局”為“廠”，表示商資商辦之意，名為“華盛紡織總廠”。另在上海、鎮江、寧波等地設10個分廠。計劃設紗機32萬錠子，布機4000張。盛宣懷為總管(即總經理)。嚴作霖管銀錢，沈廷棟、褚成煒管生產，許春榮、楊廷杲、嚴瀠管買賣棉花紗布。上述人等均稱董事。股票都由盛宣懷簽名。從這個班子看，基本上是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的派出機構，也是比較能自由運轉的機構。這就無怪紡織廠恢復籌建的速度之快了，不到一年，即1894年9月16日恢復投產了。
上海織布局如一面旗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上海機器織布局是中國第一家機器棉紡織工廠，從彈花、紡紗到織布全用機器，紡的紗和織的布，質量大體上可以與進口紗布相比。在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影響下，后來湖北也設立了機器織布局，開始在本土生產機織布。此后至20世紀初的一二十年間，各地商人紛紛開設機器織布廠，僅從1897年至1912年15年間，全國各地就新開設機器織布廠約60家，從地域來看，北至奉天、長春，南到廣州、閩侯，東至上海，西到重慶，可謂遍地開花，掀起了一股設廠熱潮。從此，民間俗稱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輸入的外國棉織品，而成為以新式機器紡織的機織布的通稱。隨著中國本土機器紡織業的發展，本土機織布因工價低、運費省等，成本和價格比進口的洋布更低，中國人購用“洋布”也更為方便和普遍。“洋布”作為機織棉布的通稱，與中國鄉村仍普遍存在的自織“土布”并行存在，在此后半個多世紀里，成為中國老百姓日常穿用的主要衣料。
上海機器織布局創辦經歷，為近代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帶領中國棉紡織業邁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STS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