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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辛勤工作、不問報酬加班加點、與同事和客戶交際到凌晨才回家，這是日本白領典型的生活寫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無數日本工薪族人才日復一日這樣工作，以勤懇、順從和對企業的忠誠換得優厚待遇。作為回報，企業為員工提供培訓、支付高額退休金并簽訂接近“終身制”的雇用合同。
這樣的就業格局為早年日本經濟騰飛提供穩定、熟練的勞動力，也解決了雇員退休養老的后顧之憂。但在日本經濟出現衰退后，大部分企業難以維系龐大的正式職工隊伍，越來越多年輕人也不認同工作是生活重心、對一家企業“從一而終”的就業觀，曾經鑄就日本經濟輝煌的白領英雄時代逐漸走向終點。
過勞死漸增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過勞死成為日本法律承認的死因之一。最近幾年，日本法庭裁定的過勞死案例激增，為改變就業觀念敲響警鐘。
去年11月30日，名古屋一家法院認可廣信內野(音)的說法，即其亡夫憲一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憲一是日本豐田汽車工業公司雇員，2002年在公司加班至凌晨4點突然倒下，去世時年僅30歲，他的兩個孩子當時各1歲和3歲。去世前半年內，憲一每個月加班80個小時。就在去世那個星期，憲一告訴妻子：“我最幸福的時刻是睡覺時。”
作為負責產品質量的部門經理，憲一在生產線之外仍從事大量工作，包括培訓工人、參加會議和起草報告等等。根據豐田汽車公司當時的慣例，憲一在上班時段以外完成的工作被視為“自愿勞動”，因此不計入報酬。名古屋法院最終裁定，憲一的“自愿勞動”是其為豐田汽車公司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憲一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死因成立。
根據法律規定，憲一家屬因此每年將領取兩萬美元的政府補償，此外豐田汽車公司還將向他們支付最高100萬美元的補償。如果得不到法律認定為過勞死，憲一的家屬將一無所得。
法院裁定憲一死因是過勞死，不僅保證其家屬日后生活有著落，更有利于改善日本白領階層超負荷工作的困境。
“自愿勞動”廣泛存在于日本企業。員工加班加點工作被視為“自愿”行為，沒有加班補貼，企業下班后組織活動和周末舉辦培訓，強行要求雇員參加，但全都是不計入報酬的無償時段。日本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日本每人每年平均工作1780個小時，僅次于美國每人每年工作1800個小時的平均值，而德國人每人每年平均工作只有1440個小時。
昔日工薪族
過勞死現象在日本出現絕非偶然，與二戰之后強調勤勞工作、忠誠企業的就業觀念密不可分，奉行這種就業觀的員工曾經是日本工薪族主流。
在東京一家企業工作的秋良(音)就是昔日工薪族主流人群的一員。年過50歲的秋良已經工作30年，但從大學畢業到現在都任職同一家公司。幾十年來，秋良的生活都圍著工作轉，他和他的同輩難以想象沒有公司的生活。
結婚的時候，秋良邀請公司同事參加婚禮，自己所在部門的經理在婚禮上作為嘉賓發言。秋良記得，經理在婚禮上告訴新娘：“新郎是個好員工，對公司很重要，所以當我們需要他加班工作時，請多多體諒。”在場不少客人同意經理的這番話。經理還對新娘說：“秋良下班回家，請你好好照顧他。”
婚后的秋良回家通常很晚。下班之后，如果上級還沒走，秋良和同事也不敢離開辦公室，即使早已完成工作。此外，辦公室的應酬也不少，每個星期總要到酒吧、KTV集體活動幾次。
傳統有利弊
勤懇工作、對公司“從一而終”的就業觀在日本產生有獨特歷史根源，對經濟發展有利有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百業待興，熟練盡職的勞動力匱乏。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經濟發展形成有別于西方模式的獨特之處，即公司合伙人擁有全部股份、員工雇用終身制和論資排輩定工資。公司合伙人擁有全部股份能防止公司被外來企業侵吞。雇用終身制保護企業人力資源，員工的就業前景則更為穩定，論資歷定工資則更好地維護了這種就業格局。
直至上世紀90年代，工作資歷仍是日本大部分企業評定員工工資的主要標準。不同級別的員工工資差別不大，但工齡不同的雇員收入差別巨大。在這種工資制度下，收入多少與個人表現沒有必然聯系。但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認為，這種制度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年齡大的員工用于孩子教育的支出往往較年輕人多，因此得到更多收入似乎有情可原。另一方面，所有員工在退休時都能得到一筆數目可觀的退休金，能夠保證養老所需。
老一代的工薪族認同這種工資制度。索尼公司是管理較西化的一家日本企業，但公司不少員工的就業觀依然傳統。索尼公司首席執行官霍華德·斯特林格說：“如果我給一個員工較高職位，他會說：‘可我才48歲啊！’”
這種體制的缺陷是不利于激發員工積極性，同時造成整個就業市場僵化。因為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時間長短直接影響員工工資的多少，“跳槽”長期以來是日本職場禁忌。企業傾向雇用大學畢業生，而不喜歡有經驗的跳槽職工，臨時工不僅工資低下，也沒有機會享受培訓和各種福利。
勤奮工作因此成為職員“效忠”企業的主要手段之一，任勞任怨地加班，而且極少休假。按規定，秋良的同事尚每年有20天假期，但在公司工作的30多年里，他極少休假，每年最多休假5天。
職場變化快
隨著經濟發展變化和新一代就業者參加工作，傳統的日本就業觀開始變化，與之相伴的白領時代逐漸走近終點。
日本經濟上世紀80年代末期出現衰退，各企業為縮減成本開始壓縮正式職工隊伍，更多地雇用臨時工和外來移民。此外，企業收購、合并更活躍，令原有“終身制”雇用體制更難維系。
松下電器產業公司推出了更為靈活的退休金支付計劃，選擇放棄退休金的職工每個月可以享受更高工資收入。這樣一來，員工中途換工作不會覺得吃虧，而企業也能縮減不少支出。
企業雇人思路發生變化時，就業者對生活、工作的態度也在轉變。現年31歲的信衛(音)在一家美國公司做銷售。他說，當時選擇外資企業，原因之一是能夠保證有業余時間。他說：“第一年參加工作時，我每天只能睡三到四個小時。”
信衛說，自己的同輩希望嚴格區分工作和生活時間，為此他們不惜換工作。日本政府也鼓勵人們注意“生活-工作平衡”，法律認定過勞死為死因之即為表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