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天下；高等教育出版社服務莘莘學子，領航教育出版領域半個多世紀，如果談不上是一種非凡的記錄，那至少也是一種力量--創新的文化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在發展數字出版的今天仍在繼續……
高等教育出版社是新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之一，1954年成立于北京，是教育部所屬的以提供高質量教學資源為己任，服務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學術團體的專業教育出版社。在時光長河的漫漫流轉中，從建國初期翻譯前蘇聯教材到自編全國通用教材，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教材體系，再到建設立體化教材，提供整體教學解決方案，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高教社”)以一種“植根教育、服務社會”的理念，經受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洗禮，凝聚了一代代高教出版人的勤奮與智慧，堅定不移地引領著中國高等教育出版業的潮流。
高教社在新中國的人才培養史上寫下了獨具特色的篇章，“高教版”的書籍開闊了師生的科學文化視野。無論是順勢而為、弘揚教育主旋律，還是逆勢而動、以新奇取勝，高教社都能營造出一種強大的影響力和持久的傳播力，伴隨著“高教版”教材一同成長起來的共和國英才，如今已是國家的棟梁，高教社也因此獲得了經久不衰的盛譽。“做先進教育模式的探索者、先進教學內容的傳播者、先進教育理念的倡導者”是他們多年以來一直秉承的理念，也是對其最真實的寫照。
數字出版：揚帆踏浪潮頭行
大型綜合性出版社如何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確立自己的地位？對此，歷經高速成長和跨越式發展之后，高教社把握出版業趨勢，目前正以數字出版為契機，探索新的模式，向新的業態轉變。
“用數字出版對傳統出版業進行改造，將大大提升出版業的發展速度和空間”，這是高教社領導層的共識。高教社劉志鵬社長說，“它是出版業未來的趨勢，是出版業出現以來最深刻的變革。”
進入21世紀，隨著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成熟，數字出版應運而生。出版界人士反映：“過去出版一本書，在書后附一張光盤，作為紙質書的電子衍生品，效果不盡如人意；但是現在結合網絡發行了‘多媒體書’之后，很多讀者會按圖索驥，紙版圖書銷量有很大提升。這種現象說服我們由傳統出版商向數字內容服務商轉變”。
在建立學習型社會的今天，教育理念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廣大教師既是教學資源的使用者，同時又是教學資源的建設者，學生的主動學習要求越來越強，對教學資源提出了多樣化的要求。高教社長期積累的優秀教學資源急需廣泛的共享；同時面對市場變化，靈活衍生服務產品，一個集成的、綜合的公共教育平臺呼之欲出。
2007年，高教社在行業內率先啟動“數字出版內容管理平臺”計劃，開始了數字出版的新探索。
與時代同行的戰略機遇
數字計算能量的摩爾定律和網絡寬帶的發展速度，以及人類在數字技術領域的巨大成就，對全球出版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推動數字出版發展，是出版界的責任”。劉志鵬社長說，“作為積累和傳播人類知識、普及智慧和文明的基地，高教社在信息化時代應當充分應用數字技術，改革出版操作，實現多元同步出版，為廣大讀者提供個性化的主動服務”。
數字出版，這一凝結著教育界眾多有識之士心血和智慧的全新事業，在高教社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多媒體、網絡化時代，在教育部力推建設精品課程的帶動下，正在步入全面發展的最佳時期。
人們不會忘記：上世紀80年代末，計算機輔助教育軟件在國內剛剛起步，為支持此項教育軟件，當時的國家教委跟蹤最新技術，高教社每年拿出50萬元，并成立了計算機軟件開發部，專門從事高等教育計算機輔助教學軟件的研制開發。其中的BASIC語言試題庫成為計算機愛好者的學習向導；大學物理輔助教學軟件更是以優秀的制作，在計算機教育開放交流之初令美國同行嘆為觀止。
1996年，在教育部高教司領導下，高教社承擔了原國家計委立項的“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計算機輔助教學軟件的開發與應用”，形成了以“普通生物學多媒體課件”、“大學物理仿真實驗”等為代表的杰出作品。
2000年，教育部啟動了“新世紀網絡課程建設工程”，支持68所網絡教育學院開展遠程教學；高教社在國內率先提出利用現代技術建設“立體化教材”的新概念。4A網絡教學支撐平臺，大學物理網絡課程等代表作品，日益彰顯出高教社在教育信息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2003年，為把高等教育的戰略重點轉移到提高教育質量上來，教育部正式啟動了精品課程的建設工作，由此產生一大批優質數字化教學資源；
利用數字出版技術與更多的學習者共享豐富的教學資源，高教社與信息時代比肩同行。數字出版，已成為知識傳播中最具活力的事業。
讓優質教學資源流動起來
堅持植根教育、服務社會的原則，從“現代數字出版”的理念出發，建立面向教學者和受教育者的資源供應平臺已迫在眉睫。高教社要讓優質資源流動起來。
2007年4月18日，數字出版的基礎性工作之一——內容管理系統正式上線。其實，這只是高教社數字出版的龐大冰山中，露出的尖尖一隅。高教社副總編輯吳向介紹說，數字出版的基礎性工作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作為我國教育出版界的領航者，在開創出版新時代的探索中自然要肩負起更多的責任。高教社較早地參與到科技部《中國數字出版物內容元數據標準研究》課題，如今已形成了未來數字出版的統一內容結構標準和元數據標準。
高教社的內容管理系統為整個數字出版的管理提供了一個統一基礎；用規范的技術標準，解決今后數字出版中資源流動問題；通過統一的信息化管理平臺，建立了全局的資源共享和調配體系，集中出版社多方面資源進行“多元同步出版”。
首先，將圖書多媒體等教學資源按照結構化的要求進行內容加工和標注，匯集起來，為資源共享，集成服務提供有力的支持。
這樣，面對市場的變化，出版社就能靈活衍生服務產品。
通過提供一個集成的、綜合的生產平臺，有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生產成本的降低。
一個統一的出版管理系統，和建立有效的內容管理和元數據標準，意味著能夠使整個出版社乃至更大范圍的教學資源都可以集中在系統中得到管理，信息反饋實時，監控和管理效果顯著。
作為國家高等教育資源的主要提供源頭，高教社的優質教學資源通過數字出版，能夠實現更好的流動和共享，減少低水平重復建設。
從“做產品”到“做內容”
發展數字出版，重視網絡媒體建設，是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的明確要求。如果說出版業曾經歷過“告別鉛與火的時代”；那么，發展數字出版，將要面對從“做圖書”到“做數字化內容”的變革。
出版業是人類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當文字、圖片、聲音、圖像都可以應用計算機進行處理，數字化技術滲透各領域時，出版社就從“做圖書產品”向
“做數字化信息資源內容”轉變。
長期以來，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有效地多出書，快出書，出好書。書籍既是精神產品又是物質產品。出版業經歷了“圖書出版”和“多媒體出版”兩個階段后，現在正在進入第三個階段——數字出版。劉志鵬社長認為，出版業的前兩個階段都是以出版圖書或多媒體產品為終極目標，研發、生產和銷售始終圍繞的是圖書產品，具有明顯的制造業特征，仍停留在產品制造階段；而做數字出版則始終圍繞讀者、作者，進行著全程服務。
吳向副總編介紹說，按照數字出版流程，首先“創作數字化”-——即寫作多媒體化，即使作者只有文字素材，也可憑借數字技術使之多媒體化，使其數字版含有多媒體內容，以適應多元出版的需要。這里包含各種類型出版物，如書報刊、音像電子雜志；各種形式的出版物，如普通讀物、工具書，論文集等，極大地提高了作者寫作效率。
然后，“編輯數字化”——實現無紙編輯，主要解決寫作用文本(一般為WORD)、印刷文本(方正書版)與網絡瀏覽文本(一般為PDF)三者之間的兼容性；解放了編輯，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精力為讀者服務。
其三，“出版數字化”——多元化出版，同一文本，可以生成多種產品，印刷的、數字的、多媒體的，幾種版本的內容不是完全一致的，各有特點，滿足了不同需求偏好、不同層次的讀者。電子紙的應用、按需印刷方式等，是依托現代數字出版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成功實踐。
在發行階段，“發行數字化”可以實現網上發行，在一二次文獻同步制作的條件下，出版物信息真正做到及時、全面、正確，并有各種產品的可供信息，方便讀者提供各種獲取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發行階段已不再是過去傳統出版時，從出版社向讀者的單向流動，而是基于互聯網的讀者與作者、讀者與出版社的雙向多向交流。發行不僅是物流配送，而是為讀者、作者的更深層次服務。
而“標識數字化”，則是把一二次文獻同步制作、報道與發行，實現社會性的標準化與規范化，為建立融數字與非數字、一次與二次文獻、瀏覽與銷售為一體的新型網絡提供信息資源。
數字出版帶來的“管理數字化”，流程管理與內容管理融為一體，在操作的每個環節上都可以瀏覽所涉及的內容；不僅令出版全過程可控，改善編輯的工作強度，提升出版質量和效率，而且為隨機修改帶來無可比擬的靈活性。
吳向副總編說，數字出版最核心的技術是書版技術改造，也就是創作源頭上作者的寫作軟件，編輯過程中幾種文本的兼容，同一文本的多元輸出，內容管理與操作管理的統一，一、二次文獻的同步制作，都要以現有書版技術為內核，改造成為功能全面的復合出版系統。
為讀者提供個性化主動服務，是數字出版的重要特征。以往讀者需要自己找參考書答疑解惑，統一的書籍產品無法對讀者提供個性化服務。而數字出版可以將一本書的內容拆分，直至拆分到每個知識點，數字化內容可以應不同讀者的要求將知識重新組合，出版社能夠主動把相關服務內容鏈接，通過出版社的內容管理系統每一位讀者便能擁有能夠在出版社的資源庫中得到相關的內容服務。這樣，提供個性化的主動服務，在數字出版階段便成為可能。
關鍵在于系統整合能力
高教社開發數字出版的意義在于：出版業要想擁有強大的競爭力，需要企業從整體上具備較強的系統整合能力，其難度和復雜程度遠超過對單一經營模式的掌控，需要在人才、視野，創新能力和管理整合內容資源的能力方面跨越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近年來，國內的出版業仍專注于圖書產品市場。不可否認，在封閉型經濟環境和圖書產品短缺年代，做圖書產品的能力尤其重要。然而面臨席卷全球的信息技術，日益開放的出版環境，富有競爭力的出版社已經將競爭中心從單純的圖書產品，轉移到了對人才、出版內容資源、標準的有效整合層面；擁有了這些資源，就擁有了取之不盡的出版能力。盡管現階段圖書產品依然是出版社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數字出版已被高教社視作未來增長的核心。
對于高教社而言，數字出版能夠把教育資源優勢真正發揮出來，形成一個富有彈性的教育資源網絡，進而提升其整體價值。
如今的高教社之所以領先，是因為能夠預見出版業發展趨勢，懂得如何調動和配置資源，珍惜和利用聰明才智，有能力應對從圖書產品升華為數字化內容的復雜問題。他們的蓬勃創新活力，優秀的資源整合能力和管理能力，是其他企業無法復制的。即使在核心技術占重要地位的數字出版領域，高教社也能超越單純的“科技情結”，把技術作為需要整合的N個要素之一。
可貴的發展模式
“植根教育、服務社會”，是高教社多年奮斗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他們推動行業信息化建設、超越同業競爭，率先推出統一的數字資源管理平臺，這種大局意識，正創造著一種新時期的“高教版”。
這種模式，既強化了我國上游出版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又提升了出版社自身運籌帷幄、整合資源的水平。
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在描述成功企業時說：“在這個領域沒有人能觸動他們，因為他們積累了如此深厚的專門技術和知識，把該領域里的事都發揮到極限……”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成功，正是這一描述的真實反映。
立足教育出版前沿，高教社的員工正在確立不斷開拓的市場意識和廣采博取的信息意識。劉志鵬說：“出版人不但要有市場意識和變革思維，而且要富有前瞻眼光和信息化頭腦，要具備很強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
現代出版業是多學科的匯集，是技術和學術的交匯點，更是知識經濟的增長點，因此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或許數字出版的成熟正是中國社會全面進入數字時代的標志。高教社50多年的發展歷程是新中國高等教育教材建設史的縮影。如今，在數字出版時代，他們又在開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