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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認為，民營企業有兩大機遇，一是在擴大內需中找自己的方向，二是在自主創新中找自己的方向，這兩個機遇能夠抓住，民營經濟一定可以上一個新臺階。
“單純靠人民幣低匯率來擴大產品銷路，這個時代已經越來越接近尾聲了。這就迫使民營企業要靠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靠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打開國際市場。”面對臺下20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們，厲以寧言辭懇切。
6月19日，由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和全國工商聯宣教部聯合主辦的“第六屆中國民營經濟企業投資與發展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厲以寧作為主辦方，在會上做了專題發言。
不久前，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被稱之為“新36條”，再次重申國家對于民營經濟的支持態度。
厲以寧表示，“新36條”出臺之后，由各部委主導的相應細則應早日出臺，以解決市場準入、融資困局等制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會后，本報記者專訪了厲以寧院長，請他就“新36條”頒布后民營企業發展的機遇、如何看待市場準入門檻以及當下中國經濟的一些熱點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新36條”應盡快出臺細則
《21世紀》：目前，資產價格泡沫讓人擔憂，而流進資產市場的資本中有不少是民間資本，為什么民間資本不投向實體經濟，而投向虛擬經濟或者進行資產價格的炒作？
厲以寧：這有深刻原因。第一，民營經濟的投資領域是有限制的，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某些領域不讓民間資本進入，民間資本沒有很好的去向，于是紛紛流到資產市場去。第二，即使在民營經濟或者民間資本可以進入的領域，由于各種不公平現象的存在，待遇是有差別的，所以民營經濟感覺沒有保證，也不會輕易進入。
現在政府緊縮信貸，這是政府看到資產價格上升過快而采取的措施。盡管這個措施有一定效果，但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間資本流向的問題。
《21世紀》：有什么措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厲以寧：主要措施應該是放開市場準入，把更多的民間資本引導到國家需要發展的領域中。但是目前體制上和技術上的障礙沒有解除。體制障礙主要是公平競爭問題，市場準入問題；技術障礙就是融資難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上市問題還受到更多的限制。這是當前民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新36條”實際上告訴我們，要把民間資本引導到國家最需要發展的領域，最需要發展的產品，最需要扶持的行業中。所以，對于“新36條”的重要性，大家還應該仔細體會一下。
《21世紀》：其實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問題一直存在，36條時就有涉及，但是一直沒有很好的解決。“新36條”中的相關規定如何落實，你有什么建議？
厲以寧：對于準入問題，需要從幾個方面來看待。首先，準入細則是由各部門制定的，它涉及到各行業的具體問題，希望這個細則能夠快點出臺。其次，各行業、各種產品存在差異，不要搞一刀切。各地區的發展情況也不一樣，如果東部地區能夠建立一個較高的門檻，那么在中西部地區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門檻建的低一點？這些都需要區別對待。第三，必要的準入條件和門檻是一定要有的，比如進入采礦業或金融業，一定要有相應的技術力量，如果把門檻忽略掉的話，其實是對消費者不負責任的做法。
至于金融行業，我覺得是可以大量吸收民營經濟進來的，比如說中國迫切需要中小銀行，民營經濟可以以縣域銀行、村鎮銀行為主導來發展。至于一些大銀行，民營經濟不是不可以辦，不過現在是有一些準入條件的，比如對資本金，對金融管理人才數量的要求等等，這要從一個長遠的過程來看待。其實《商業銀行法》從來沒有限制過民間辦銀行，但為什么一直沒有民資進入呢？主要是因為沒有具體的細則，我個人覺得，如果現在地方上有一些原來基礎比較好的銀行，在經過資本的充實以后，未嘗不可以從小到中、從中到大。
城鎮化是下一個機遇
《21世紀》：“新36條”出臺后，民營企業要取得長遠發展需要幾個基礎的條件？
厲以寧：首先，政府要出臺一系列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具體的細則要陸續推出，希望有關部門能加快研究制定具體細則。第二，民營經濟的發展與整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有密切關系。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自主創新、技術進步，經濟的低碳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城鎮化建設，所有這些使得民營經濟可以找到自己適合的投資方向；第三，民營經濟自身要加強學習，了解整個國家的經濟形勢，了解世界經濟形勢，并且民營經濟自身在法人治理結構上要進一步完善，民營經濟自己能有更好的管理方式的轉變。
《21世紀》：在你看來，中國民營經濟的下一個機遇是在哪里？
厲以寧：兩個大機遇，一個是在擴大內需中找自己的方向，第二個是在自主創新中找自己的方向，這兩個機遇要是抓住了，民營經濟一定可以上一個新的臺階。要把大企業能做的，個體工商戶能做的，以及小企業能做的，區分開來。對于有實力的民營企業，應該繼續朝自主創新領域發展，只有自主創新才能夠打開更大的市場；但是對于廣大的個體戶來說，也不要小看他們，因為他們是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重要力量，每一個個體戶實際上都是一個創業者。
《21世紀》：在擴大內需中，城鎮化的因素被寄予了厚望，被認為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驅動器，民營經濟應該在城鎮化過程有怎樣的作為？
厲以寧：沒錯，我對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是有信心的，因為國家的政策已經很明確了，而且中國的經濟形勢在最近的一段時間內是處于穩定發展之中，特別是城鎮化的建設提供了很多的發展機會。假定城鎮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1000多萬人要進城。農民要進城，主要進入到縣城，以及縣以下的鎮中。這樣的人口流動，提供了多少住宅的需求，提供了多少馬路，水、暖、電、氣這些公用設施的需求，再加上學校、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這些給民營企業可以帶來很大的發展空間。
退出刺激政策須防急轉彎
《21世紀》：近日，有經濟學家表示，如果中國退出經濟刺激計劃，可能出現一個上千萬勞動力失業的情況，你怎樣看待此輪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時機？
厲以寧：首先，數字我沒有特別多的研究，不好評論。的確，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依賴刺激經濟的政策，刺激政策總要有退出時間。但是，我認為退出機制需要防止急轉彎，急轉彎會出問題的。
根據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經驗，急轉彎至少產生以下幾個問題：當時海南、廣西北海出現了大批爛尾樓，造成了大批資產損失；第二，由于三角債的存在，資金鏈一斷裂，相互拖欠的情況就會出現，政府必須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再注資進入，費時且易出現經濟糾紛；第三，出現銀行不良債務的增加，最后采取把銀行不良資產剝離的政策，成立了幾個資產管理公司來解決問題。除此之外，后來出現了更嚴重的通貨緊縮的現象。所以，現在制定政策時，要汲取當時的經驗。
《21世紀》：對于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的問題，你怎么看？
厲以寧：這個問題的確值得關注。要從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這三個環節著手給予改進。
初次分配中需要做三方面的事情：首先最低工資標準要不斷提高，因為物價在上漲，最低工資不提高的話，當然勞動收入占比就小了；第二，農產品收購價格要逐步提高，在農村現在種糧食是最不賺錢的，沒人愿意種糧食，所以收購價格要逐步提高；第三，要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推行農業產業化，要使農民從產業鏈的延伸中得到更多的實惠。這三點是屬于初次分配范疇的。
再分配中，從兩個方面來考慮。首先，對于貧困戶、災民的救濟，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扶貧的項目數、力度要有所增加；第二，運用稅收調節，個人所得稅方面，我認為問題不在于或者不僅僅在于提高個稅起征點，更重要的是要根據家庭的負擔和家庭的收入來征稅。因為一個單身的勞動者，與一個老婆沒工作還有一個孩子的，兩者的負擔是不一樣的；另外，現在是要考慮開征遺產稅、贈予稅的時候了。
第三次分配中，稅后收入中凡是用于公益事業的捐贈，應該制定免稅的措施，鼓勵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財產和收入用于公益事業，這在國外很普遍，但目前國內仍是空白。
《21世紀》：近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一直廣受關注，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在19日發表談話中表示，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你怎么看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厲以寧：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人民幣升值有國際壓力，也有國內壓力。前者是外國政府根據自身利益來對中國政府施壓，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中國的匯率如何確定，不在于外國的壓力。而后者，就是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害處，可能比升值本身還大。我個人認為，因受壓力而升值不可取，大步升值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會對經濟造成振動太大。小步升值，未嘗不可。如何操作，就是把有管理的匯率浮動上限和下限各放寬一點，然后讓匯率在這個區間自由擺動，這是由市場決定的。但是什么時候做，我覺得中央要根據情況來定。
有些民營企業家很怕這一點。但是我要強調的是，國際競爭的壓力是一直存在的，民營企業應該認識到，以后單純靠人民幣低匯率來擴大產品銷路，這個時代已經越來越接近尾聲了。這就迫使民營企業要靠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靠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打開國際市場。兵法上說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