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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8年底四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為代表，我國以超常規經濟刺激計劃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取得了明顯成效。分析人士普遍認為，2010年將是我國經濟經過危機沖擊觸底之后，進入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的起點，也是宏觀經濟運行逐步正常化之后，宏觀政策相應回到正常化狀態的一年。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實現正常化？政策正常化面臨哪些困難？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張平。
中美刺激政策側重點不同
上海證券報：今年年初，隨著我國經濟回暖，人們已經嗅出貨幣政策收緊的氣息。美國刺激經濟政策也面臨退出的可能性。您如何看待中美兩國政策退出的問題？
張平：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源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和機構發生了危機，他們最嚴重的問題是信用和流動性問題，其政府實施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量化寬松政策，以增加流動性，財政政策是直接購買公司債務等方法來擔保公司信用，以維持其生存，僅有少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技術改造等方面。在危機結束后，其退出的機制也多是在公開市場操作，如賣掉手中為救助金融機構而買入的債券，收回現金，救助重點偏向金融機構，而不是解決更多的一般性就業。
我國則不同，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直接以實物為基礎的，大量集中在基礎設施上，其政策激勵方向的核心是城市化，希望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建設帶動經濟，其政策激勵應該說是非常有效的。基礎設施投資是有投資周期的，分年實施，因此今年融資規模也很難降低，相關政策也談不上“退出”。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政府采取了有力的宏觀激勵政策，經濟在2009年第四季度全面復蘇，經濟增長回到潛在增長率之上。但目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外需回暖進程不確定等問題，因此宏觀政策大的取向不會變，但已經從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回歸到正常化管理了。
貨幣過量投放會助長資產泡沫
上海證券報：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為何要“正常化”？
張平：我國是全球激勵力度最大的國家。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我國政府進行了強力的宏觀激勵，提出了兩年4萬億元和每年5000億元的減稅計劃，約占每年GDP總額的7%以上，而美國刺激政策的投入占GDP的5.5%，歐洲和日本只有2%。
另外，在采取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我國還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雙寬松”政策在我國歷史上也是最為積極的。
2009年我國新增貸款幾乎翻了一倍。信貸激增直接刺激了貨幣供給量的增加，M2增長遠超出計劃的17%，達到29%。2009年我國經濟在政策激勵下，經過兩個季度低于7%的增長后，迅速回到潛在增長8%以上，在全球率先實現復蘇。
財政和貨幣激勵直接推動城市化規模擴張，但同時過量的貨幣激勵也會助長資產泡沫，影響經濟的平穩發展，甚至會導致繁榮的提前結束。因此，為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就要使宏觀政策管理“正常化”。
上海證券報：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為何要實現“正常化”？
張平：中國的貨幣一直處于超中性的供給狀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2009年貨幣供給更是激增。從M2/GDP的角度看，這一比值快速攀升，假定2010年貨幣供給增長20%，經濟增長9.5%，則預計到2010年上述比值將超過2倍，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貨幣長期超額供給必然會引起資產和通貨膨脹，保持貨幣的穩定增長才能穩定貨幣供給預期，才能保持市場價格平穩，因此貨幣政策一定要從非常舉措走向“正常”，這也有利于引導投資者更多地去關心上市公司質量，少受宏觀政策的影響。
經濟增長要“穩速增效”
上海證券報：您認為應該如何實現政策“正常化”？
張平：我認為，2010年短期宏觀政策管理的目標應包括：宏觀政策的正常化，在保持積極財政激勵的同時，貨幣政策從2009年的過于寬松轉為保持“適度”貨幣供給，將M2增速控制在17%以內，新增貸款逐步回到8萬億元以內；投資增長保持在20%左右，這種增速就能帶動經濟實現8%以上的增長；積極發揮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實現優化結構的目標；經濟增長的目標要放在穩速增效上，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益。
同時，應將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預期管理納入宏觀管理中來，提高宏觀政策管理水平：要繼續保持現有的盯住美元的、低浮動的、有管理的匯率體制不變，直到貨幣政策完成正常化調整，積極財政政策基本完成；稅制改革依然很重要，我國城市化達到現有水平后，應逐步將以流轉稅為主的稅收體制向直接稅為主體的方向轉變；減少信貸增長的壓力，加大資本市場融資比重，特別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增加地方債發行規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