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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敗得失”，正是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命題讓中國經濟學界的兩位代表性人物——吳敬璉與厲以寧坐到了一起。這次發生在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的巔峰對話被認為是吳敬璉與厲以寧近十年來的首次對話。
作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理論的推動者，他們因在市場經濟改革、股份制改革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而被冠以“吳市場”“厲股份”的稱號。但學術上的分歧曾使人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很少見到他們在同一個公共場合出現，更不用說在公眾面前面對面的交流。這使得昨天的這場對話，在經濟學界具有“解放思想、學術獨立”的標志性意義。
“我們要提倡一種風氣，經濟學家所秉持的原則是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應該形成一種氛圍”，吳敬璉強調，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不同的觀點、意見要進行討論。這個目標就是為了推進改革，為了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為了振興中華。
觀點不同但可以討論
在為時近一個小時的對話中，不時有觀點的碰撞與交鋒。時至今日，雖然他們都已是滿頭華發，但對當年的觀點仍然執著。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哪三項改革是最成功的？
吳敬璉給出的答案是：第一，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是我們改革的目標。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并由此進行了全面改革。第三，1997年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而厲以寧給出的三次最成功的改革的答案分別是：農村的家庭承包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以及民營經濟的興起。
吳敬璉贊同厲以寧對承包制的看法，“承包制起的作用非常大，但與其說承包制是一個改革，還不如說是回到了原來農民所喜歡的一種體制，所以我沒有把它列在里面。”
厲以寧則認為，他所做的并不是政策上的評價。他評價的標準是改革是否有不可逆轉性。“改革走上這一步就不能再后退了。農民搞了承包再回到人民公社，他就不干了；國有企業已經變成股份制企業了，你叫他再退回來就不行了。民營企業已經搞了，退不回去了。這三個大石頭投進水里濺起了層層波浪，從此中國的經濟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吳敬璉強調，“所有這三項我當時講到最成功的改革，實際上都是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他說，“我與厲以寧教授真正的區別，是厲教授認為股份制改革，特別是股票市場的改革是很成功的，這一點我有不同意見。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已經很長時間了。”
事實上，近年來，這兩位經濟學家在公眾面前最引人關注的一次爭論就是由股票市場引發的。2001年年初，基金黑幕、中科系跳水等事件浮出水面，股市黑幕引發全社會的關注。吳敬璉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直言，“中國股市很像一個賭場”，并由此背上“一言毀市”之名。隨后不久，厲以寧等五位經濟學家連手反擊“賭場說”。由此拉開了股市大辯論的序幕。
其實學術之爭在各個領域都普遍存在。而經濟學界的爭論所以引發更多的關注，是因為其更多地與民生的熱點問題相連。但由于缺乏自由理性寬容的討論氛圍，故意混淆事非、嘩眾取寵的現象時有發生。直言者往往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于是一些學者開始對重大社會熱點問題顧左右而言他。
這些不正常的現象也引發了經濟學界內部的擔憂與反思。
思想解放沒有止境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改革仍處在攻堅時期，學界尤其需要解放思想，需要自由與理性的聲音。
吳敬璉說，最近廣東省委提出，要繼續進行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來推動體制改革，促進大的發展，我想思想解放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思想解放要不斷進行。因為，人常有“返祖現象”，過去的一些思想，過了一些年又回來了；另外，世界在變化，在發展，在前進，思想要跟上，也有一個繼續解放思想的問題。這是現在急需要辦的一件大事。
他表示，這件事，經濟學家要做的，是用專業知識來豐富我們的思想寶庫。要秉持的態度，就是要尊重別人，要進行理論的思考，要進行認真切實的探討，自由的討論。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一些需要推進的改革才有可能進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指出，一個理論創新開始的時候，往往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往往是處于非共識狀態。但是，你如果真正符合科學精神，這個理論慢慢地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最后成為一種共識。
“專家學者一定要踏踏實實地做研究，不要嘩眾取寵。現在我們有的專家學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夠深，但往往是老百姓愛聽什么說什么，這也有問題。我們是做學術研究的，要根據數據，根據事實，根據我們的分析和思考來說話，而不是別人愛聽什么我們講什么。”
論壇東道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強調，經濟學家之間的分歧絕對不是立場的分歧，不是說有一些經濟學家代表窮人，另一些經濟學家代表富人，經濟學家的分歧是因為他們對政策的效果以及所要達到的目的有不同看法，而且我相信只有在這個層次上討論問題的人，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改革攻堅猶需努力
在經歷了持續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后，中國經濟是否還能再持續增長三十年，這不只是中國經濟界關注的焦點，也是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而在論壇上發表演講的多位經濟學家一個共同的看法是——持續增長的關鍵在于“改革”。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吳敬璉指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推進市場化改革。現在有一種輿論認為改革過頭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對了，其實并不是這樣。比如說社會保障的問題。
吳敬璉說，建立社會保障體制，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對于社會保障做出了很好的原則設計。但是實際執行中碰到了很多阻礙，拖了十四年也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其根本原因不是財政困難，而是有部門從自己的權利、利益著眼太多。
“解決未來的問題，關鍵的關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謂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情，從那些不該管的事情中盡快退出來。”吳敬璉指出。
樊綱則認為，改革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即使在經濟體制領域里面，仍然有很多東西可以釋放出大量的效率，可以通過制度改變各種各樣的激勵機制，改變我們的經濟結構，來消除各種各樣的扭曲，使我們的經濟增長進一步提高。
周其仁則對改革的動力表示擔憂。他認為，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改革往往都是危機中的改革。但經歷了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后，中國的GDP總量以及每年的增長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且，我們今天消除了重新發生1959到1961那樣大饑荒的體制基礎。在這種樂觀情緒的作用下，改革將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過去是危機推動改革，這個動力已經衰竭了，新的動力在什么地方？”
本報北京1月13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