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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經濟學家的眼中，富士康從深圳等南方沿海城市遷往較不發達的華中、華北地區，顯示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產業轉移的步伐正在加快。學者們認為，這一進程是企業自主選擇的結果，但同時也會帶來引導沿海地區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良性影響。在這一進程中，捍衛工人合法權益的法治觀念，對遷入地政府來說與招商引資同等重要。
市場 “符合產業梯度轉移的經濟規律”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提高是不爭的事實，這會產生一種強大的倒逼機制。”
“企業是市場主體，企業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區域經濟學家、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陳鴻宇在和《經濟參考報》記者談及富士康北遷一事時說，“富士康作為一個企業，從市場的角度、從獲利和成本的角度來考慮自己的投產計劃，因為成本過高或者追求更多利潤而進行搬遷，這是一個企業的權利，也是一種市場化的行為。”
更多的學者提出，在富士康北遷的背后，是我國沿海發達地區制造業所依附的低成本、低要素價格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土地、人力等生產要素成本逐漸上升，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地的制造業會逐步向各項生產要素更低的地區轉移。中山大學社會學教授劉林平認為，富士康搬遷的首要原因是節約人力成本，富士康將深圳地區的基本工資加到每個月2000元，成本陡然升高，搬遷到河南等地是節約成本的選擇，符合經濟規律。
“近期深圳特區擴容，關外大片地區被納入特區范圍，但可供企業生存的土地緊張的局面依然不會改變”，深圳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世平分析說，隨著深圳擁有的“特權”越來越少，本地土地成本、人才成本居高不下，使得傳統型低利潤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嘗到的“甜頭”越來越少。
華南師范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諶新民認為，富士康搬遷符合產業梯度轉移的市場規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提高是不爭的事實，這會產生一種強大的倒逼機制。富士康在管理上已經比較完善，通過兩次加薪，員工提高福利也沒有太大空間，它是代工企業，無法大規模地增加研發，因此它只能轉移。”
轉型 “會是一個多贏的結果”
“富士康搬遷后，必然會給深圳留出空間進行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所以這會是一個多贏的結果。作為中國制造的標桿性的企業，如果富士康早點搬遷的話，示范帶動作用會更大。”
在關注富士康動態的學者們看來，中國沿海發達地區，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的產業結構升級已經喊了很多年，但實際上以代工產業為基礎的低附加值制造業依然是這些發達地區最主要的經濟模式。不過，富士康此舉的“積極影響”有可能給沿海地區的轉型升級帶來新的機遇。
十多年前，深圳其實就出現過一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結果一方面造成東莞的崛起，另一方面也使得深圳的產業結構上了一個新臺階。國世平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回憶說：“1994年深圳產業升級將不少企業推到東莞，如今面對第二輪產業升級，價值含量低的代工企業遷走，價值含量高的企業進駐深圳，才能將這次產業升級‘升夠’。”
在富士康流傳出引人注目的北遷信息后，有專家預測可能由此引發一場大規模產業轉移的進程，不少代工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有可能會隨之搬遷，這將給涉及此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都帶來好處。
法治 “充分保障經濟、社會和精神權益”
“不能簡單地將這件事情理解成為廣東將企業趕走了，企業就可以在別的地方為所欲為，搞‘血汗工廠’。政府招商引資是必要的，但監督企業行為、保護工人權益同樣重要。”
與深圳等沿海發達地區能否順利“騰籠換鳥”、富士康等代工企業能否獲取更多利潤相比，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學者們更加重視大規模遷徙之后的法治環境，即企業和遷入地政府能否充分保障員工的經濟、社會和精神權益。
“遷徙后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做到‘以人為本’，否則難以真正建設和諧的勞資關系”，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員吳奕新對記者說，“像富士康這樣的超大型企業，將生產經營和員工社會生活區分開來，消除代工企業的運行封閉性，實現物業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市場化、社會化，對員工和企業都有好處。企業減輕了運營成本，更專注于生產經營，而員工則能更好地融入社區，釋放工作帶來的心理壓力。”
“不管走到哪里，企業都應該給員工提供良好的勞動條件，讓員工體面勞動、有尊嚴地生活，而當地政府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跟進，確保員工的合法權益得到滿足”，陳鴻宇提醒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