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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力量被削弱，而新興經濟體正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推動力。通過融入全球生產體系，新興經濟體正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改變了世界經濟價格體系，也引起全球收入分配的再調整。
如何看待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同為新興經濟體一員的中國，如何在變化中趨利避害？日前，全國高校知名專家學者匯聚復旦大學“世界經濟中的新興市場經濟”學術研討會共同探討了這些話題。
從量變到質變
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舞臺強弱更迭，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力量被削弱，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日益凸顯。
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去年，新興經濟體占全球GDP的份額由2008年的48%升至51.87%，首次超越發達經濟體。復旦大學新興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莊起善教授說，新興經濟體擁有全球約80%的人口、20%的經濟規模和長期持續的高經濟增長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2.7%，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率為1.3%，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則高達5.1%，且出口和內需均高于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美林證券的研究表明，
2009年來自新興經濟體的消費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約1個百分點，而美國僅為0.2個百分點。全球新興經濟體貨幣財政當局掌握的資金近5萬億美元，其中3萬億美元在“金磚四國”，此外這些經濟體較高的居民儲蓄率也提供了資金來源。目前新興經濟體的儲蓄率在33.5%，而發達國家只有不到20%。
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看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作用正從“量變”轉變為“質變”。“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僅表現在經濟比重的增加，還表現為對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從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其自身經濟增長，而現在則越來越多地依靠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數據顯示，
2006年至2008年，中美貿易對美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由0.4%上升到0.5%，中日貿易對日本經濟增長貢獻率由2%上升到2.5%。”
美國《新聞周刊》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也與這個觀點不謀而合。文章以德國為例稱，最近幾個月，德國經濟復蘇主要得益于出口行業的強勁反彈，而其全部出口商品中將近一半銷往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對德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還間接推動波蘭、斯洛伐克等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因為許多德國出口商將生產外包到這些國家。
成長遭遇“新”煩惱
正在崛起的新興經濟體雖然經濟增長強勁，但也共同遭遇著成長帶來的煩惱。
第一，面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煩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教授指出，近幾十年來，新興經濟體出口低級產品，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進口及消費這些產品，成為世界經濟的分工模式，也造成這次全球經濟的失衡。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紛紛調整經濟政策，尤其是美國采取了減少“雙赤字”、提高儲蓄率等政策，全球經濟正走向“再平衡”。這意味著，即使是世界經濟擺脫金融危機影響恢復到正常的增長速度，但由于美國等原來經常賬戶赤字較大的經濟體將大幅減少赤字，發達經濟體的進口增速也將慢于經濟增速。因此，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出口投資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將難以為繼。遼寧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劉洪鐘教授說，每一次國際經濟結構的大調整，都伴隨著一些國家和地區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相對地位的變動。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暴露了“亞洲四小龍”發展模式的問題，新興經濟體如不及時轉變，就有可能在新一輪競爭中落伍。
第二，面臨“趕超效應”邊際遞減的煩惱。新興經濟體能夠保持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在起步時期的經濟基數較小且發展空間較大，可通過迅速吸收全球現有知識存量，加速在知識、科技和人力資本方面的積累，產生較強的“趕超效應”，從而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新興經濟體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效應”存在邊際遞減的風險：經濟實力強大意味著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經濟增長的成本也會進一步加大；出口競爭力越強的新興經濟體將面臨更多貿易和政策摩擦；科技水平的突飛猛進將會引致發達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的高技術封鎖與限制，一定程度減緩技術進步對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第三，面臨被不同體制和要素稟賦約束的煩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田春生說，俄羅斯是以高油價為基礎的經濟增長，巴西的低儲蓄率造成經濟自我生長能力較弱，印度的投資環境差使得各產業難以全面發展，越南面臨對外依存度過高與經濟增長不穩定的問題，中國存在內需發展不足的問題。這些經濟結構上的缺點與新興經濟體的體制和資源稟賦有關，如何克服這些缺點，是決定新興經濟體能否長期高速發展的關鍵。
中國外貿的“藍海”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也給同樣是新興經濟體的中國的外貿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新興市場內部的貿易變得越來越重要——世界貿易組織估計，從2000年到2008年，新興市場內部貿易年平均增長率達18%，高于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增長水平；
2008年，新興市場內部貿易總額達2.8萬億美元，大約占新興市場全部貿易額的一半；未來十年，新興的亞洲和中東經濟體的需求將占新增石油產量的75%。新興市場內部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不可小覷。匯豐銀行估計，
2008年，中國對新興國家的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達9.5%，遠遠超過1985年的2%。印度對新興市場出口的經濟增長貢獻率也從1985年的1.5%，提高到了7.3%，巴西則翻了一番，達6.3%。
袁志剛教授預計，從全球最終貿易產品需求看，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的份額將會趨于上升，未來我國一般貿易出口的地區結構也將發生變化，對發達國家出口比重將逐步下降，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比重將上升。
我國對巴西、東盟等新興經濟體貿易今年的確是在提速。海關總署日前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與巴西雙邊貿易總值為263.9億美元，增長60.3%，巴西一躍成為中國第十大貿易伙伴。同期，我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達1364.9億美元，增長54.7%；對東盟出口增長破45.4%，其值均超過我國上半年外貿增幅。
與會專家認為，從基于國際分工體系的國際貿易中間產品流向看，全球生產分工格局中有可能形成更為精細的生產體系，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的地位將發生變化。“原來中國是接受歐美日韓等跨國公司投資、在國內從事加工貿易生產，位于‘雁行’模式中的低端，但現在轉向‘雁行’模式中高端，即中國將對其他新興經濟體投資、在其他新興經濟體從事加工貿易生產。相應的貿易流向也會由從發達國家進口上游產品、向新興經濟體出口最終產品的流向，向對其他新興經濟體出口中間產品的貿易流向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