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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是對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金融監管問題進行反思與矯正的產物，其實質是力求完善金融監管體系，革除金融市場弊端，抑制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有效保護消費者利益。金融監管改革的趨勢與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中國需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制，解決混業經營下的分業監管問題，完善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消除“大而不能倒”的風險隱患等。
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以下簡稱“法案”），標志著美國即將進入大規模金融監管改革的新時代。
美國在危機后亡羊補牢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是對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金融監管問題進行反思與矯正的產物，其實質是力求完善金融監管體系，革除金融市場弊端，抑制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有效保護消費者利益。
縱觀美國近百年金融發展史，可以看出，此次金融監管改革是美國金融市場由過度崇尚金融自由、片面追求市場效率向注重市場規范發展、確保金融安全的一次轉變。盡管這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但它對美國金融業，乃至國際金融市場的長遠發展卻具有積極意義。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美元與黃金的脫鉤，美國確立了美元為本、金融立國的發展戰略。在逐步將制造業以及相關產業轉移到其他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同時，憑借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建立了金融主導、借貸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金融成為支撐美國經濟的重要產業之一，而推動金融業發展的理念是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國際化。為增強和擴大金融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美國大力放松金融管制，在缺乏必要監管和有效監管的前提下，花樣繁多、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與高杠桿率，使虛擬經濟泡沫快速膨脹，遠遠超出了實體經濟的承載極限。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正是虛擬經濟缺乏必要約束、嚴重偏離實體經濟需要，一味畸形發展的結果。
基于此，“法案”力求對虛擬經濟的危害性予以矯正。與之前的金融監管相比，此次金融監管改革在監管范圍、監管內容、監管程度等方面都更進了一步。其金融監管改革的重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通過對部分金融監管機構的重設與金融監管權力的調整，充實、協調、制衡金融監管力量，加強對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全面監管與有效監管，力求從宏觀上抑制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確保消費者利益不受侵害，使“美國人民不再為華爾街的錯誤埋單”。“法案”擬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監測和處理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在嚴格監督美聯儲的同時，賦予其更大的監管職責；同時，在美聯儲之下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
二是通過對金融機構、金融產品等相關規定的補充、完善，規范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管理，力求從微觀層面防范金融風險。“法案”明確規定，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剝離其部分高風險衍生品交易；“法案”規定設立新的破產清算機制，以解決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造成的綁架政府、拖累納稅人，無限放大金融風險的問題；“法案”擴大了金融監管范圍，首次將場外衍生品市場、對沖基金、私募基金等金融產品正式納入金融監管的范疇，并要求大部分衍生品必須在交易所內通過第三方清算進行交易。
受制于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制衡，“法案”在有關銀行從事各類衍生交易的規定、兩房的處理、銀行高管薪酬等問題上都留有相當的余地，或淺嘗輒止、或不予觸及，這些問題將一定程度地影響金融監管改革的力度與效果。此外，受市場發展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金融監管改革的成效也有待市場的檢驗。盡管如此，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的回歸與切實保護消費者利益始終是金融監管改革的核心與靈魂，雖然這種回歸的尺度難以精確衡量，但金融監管改革的趨勢與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中國需完善金融監管體制
與美國急需進行金融監管改革不同，后危機時代的中國金融監管，面臨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下進一步完善監管體制，在推進金融業自身發展方式與經營模式轉變的同時，更好的服務于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戰略需求。雖然兩國金融監管面臨的問題不同，但中國金融監管同樣必須堅持虛擬經濟不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
當前，中國金融市場存在多方面的風險隱患。一是來自應對金融危機產生的后遺癥。金融危機期間，為確保經濟增長，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在改善經濟發展狀況同時，也在不同行業、領域、地區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資產泡沫與不良貸款，增大了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二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海外資金投機套利活動可能引發的金融穩定風險；三是金融市場運行不規范產生的諸多風險隱患，如地方場外期貨交易的無序發展等問題。有鑒于此，金融監管在鼓勵創新，注重市場效率的同時，必須始終將防范金融風險，抑制虛擬經濟過度膨脹作為金融監管的重要內容。
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不斷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建設，包括完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如盡快制定金融混業經營、金融期貨發展等相關法律、法規等；完善金融監管體制，解決混業經營下的分業監管問題，防范金融風險的交叉傳遞與擴散；完善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消除“大而不能倒”的風險隱患等，這些都是確保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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