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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和奧巴馬舉行高峰會后，美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似乎暫時緩和——起碼新聞報道這樣說。其實美國內部對人民幣升值的訴求沒有絲毫放軟，而且認定2010年是關鍵年份，為此筆者剛到彼德遜經濟研究所，即早前建議美國政府把中國大陸以及香港、臺灣地區一并列入“貨幣操控國家和地區”的著名智庫，拜訪了在那里當資深研究員的美國前助理財政部長杜魯門(Edwin
Truman)。
關于人民幣為何應升值的美國觀點，大家也耳熟能詳，但從杜魯門的分析，我們發現媒體經常忽略了兩項重點，把議題過分簡化為中美貿易戰。第一，杜魯門不斷強調并非單單要改變中美幣值的匯率，而是要人民幣和全世界所有貨幣的匯率同步更改。他這樣說，暗示美國的行為其實得到全球大多數國家響應，只是這些國家不愿直接出頭，才躲在美國身后，當中包括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和印度。“金磚四國”剛在巴西舉行過峰會，一片和諧，在上屆正值金融海嘯期間舉行的四國峰會，四國更提出組織國際新貨幣，以取代美元的地位。但杜魯門認為這全屬政治姿態，實際上，兩國民選政府都受到民粹壓力，必會將失業問題和人民幣掛鉤。據他透露，他認識的巴西、印度財經官員都支持美國出頭逼人民幣升值，說不定會在關鍵時刻表態。
此外，不少中美學者都相信，每任美國總統上臺后，總會經過一段和中國的敏感期，不久問題就自然解決，人民幣不過是其中一個借口。但在杜魯門口中，上述分析完全不到位。他認為針對人民幣的壓力在三年前還可疏導，因為當時世界經濟表現尚佳，但現在各國都面對失業，就自然會“正視”人民幣。中國不斷提出數據，證明美國失業與人民幣、與貿易關系都有限，但杜魯門認為這并不科學，真正量度人民幣匯率是否公平的準則，應該是計算中國的GDP增長來自出口的相對(而不是絕對)比重，只要這高于其它國家，其它國家又存在嚴重失業問題，就代表中國在剝削國際市場。對他而言，象征性的升值是沒有用的，他心目中的合理升幅，是“20%-40%”。這幅度在中國學者眼中，卻無異于陰謀。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將于2010年年底舉行國會中期選舉，屆時失業問題保證未解決，人民幣必然成為競選議題，中國那時候承受的壓力只會更大。奧巴馬不可能沒有黨派政治的考慮，屆時必然有黨內人士建議他對中國更強硬，來為民主黨拉票。上述預言只是一家之言，但畢竟值得注意，因為杜魯門的理論結合了三個不同范疇：國際政治經濟學、美國本土政治、比較政治。中國應對危機的做法，目前過度集中于第一范疇，不斷請經濟專家解釋人民幣如何與美國經濟危機無關，殊不知在美國學者眼中，這從來都不是重點。但無論如何，人民幣議題將困擾整個奧巴馬任期的中美關系，幾可斷言。
(作者系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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