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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出在收入差距上。但收入差距是結果，不是結構問題本身。真正的結構問題，出在城鄉分割的制度上。城鄉分割制度制約了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和地區間的再配置，從而使中國的發展卡了殼。
促進地區間平衡發展更為有效的政策是地區間的要素自由流動，地區間的財政轉移只能作為輔助政策。
要緩解區域間的收入差距，應以提高內地農民的收入水平為政策著力點，而要實現這一點，促進內地的農村勞動力向沿海地區的轉移是關鍵。
如果沒有就業的創造和收入的提高，即使未來農民進了中小城鎮，最后，還是會到能夠給他們提供就業和收入的地方去，結果是大中城市由于戶籍制度造成的“新二元結構”問題越來越嚴重。
如果沒有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足夠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崗位，如果沒有土地轉為非農業用地后的增值收益，城市化進程本身就會受阻。
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出在收入差距上，收入差距制約了消費的增長，使得中國經濟過于依賴于投資。這句話，對，但不夠，因為收入差距本身是結果，不是結構問題本身。如果往下探尋，我們發現，導致中國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城鄉收入差距，所以，真正的結構問題，出在城鄉分割的制度上。城鄉分割制度制約了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和地區間的再配置，從而使中國的發展卡了殼。
截至目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持續擴大。有人不理解，一個創造了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機會的國家，怎么可能會出現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會不會是數據出了問題？如果讀者也有類似的疑問，是因為你的腦子里裝了太多沒有制度性分割的“無摩擦”的理論模型。如果中國經濟符合這樣的模型，就沒有現在的結構問題了。
中國要走的路其實非常清楚，就是靠城市化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證研究顯示，城市化進程有助于縮小城鄉間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城鄉收入差距越小。而在中國，內陸地區往往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城鄉收入差距也相對較大。因此，從城鄉統籌發展的角度看，內地農民的增收應成為下一輪城鄉統籌工作的重點。問題是，基于現有的制度，中國要素市場在城鄉間和地區間都是分割的，從而導致要素流動不充分，這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三個方面都有體現，它制約了城市化進程及其對縮小城鄉間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作用。
在勞動力流動方面，一個人是否擁有當地城市戶籍往往決定了他能否在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享有和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這種多方面和戶籍相掛鉤的歧視性因素導致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并不自由和充分。不要認為農民工在城市里可以“合法”地打工就意味著勞動力流動沒有障礙了。要知道，中國的農民工在城市里因為沒有當地戶籍，其在待遇和權利上遠遠不如歐盟國家內部的跨國移民。在歐盟內部，跨國移民不僅在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待遇一樣，而且還可以在所住城市參加基層選舉，這才叫“自由移民”。
在土地資源方面，為保護18億畝耕地的紅線，國家對建設用地指標采取了嚴格的規劃，在土地政策上明確限制土地的跨�。ㄊ�、區）占補平衡。雖然政府在分配建設用地指標的過程中已經考慮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對土地的不同需求，但從實際結果來看，仍然是東部較發達的地區受到了更為嚴格的用地指標限制，使得一些沿海省份明明有國外投資的項目意向，卻由于沒有相應的建設用地指標而使項目無法落地，失去了機會。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大量內地城市都在大搞工業園，但卻難有項目，結果是壓低地價，犧牲環境。
在資本方面，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資本流動并不存在跨地區配置的障礙，但事實并非如此。資本市場的地區間分割在中國普遍存在。我僅列舉三個現象。第一，運用行政審批手段限制不同地區的投資，比如東部地區的一些投資項目無法得到國家發改委的批準，而同樣的項目若在內地，就能獲批。第二，中國經濟已經進入規模經濟越來越重要的時期，與此同時，產業和企業跨地區重組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在實踐過程中，卻存在地方政府限制跨地區產業重組的現象。第三個有趣的表現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實踐中會有意無意地允許當地企業采取一些偷稅漏稅行為。我們在調研中發現，若地方政府發現企業有到外地投資的意愿，政府會以稅收方面的問題向企業負責人施壓，以此阻礙對本地稅收有利的企業投資于外地。
有一種偏頗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區域間發展差距持續擴大主要是因為大量生產要素向東部集聚。正是在這種認識下，政府當前也往往采取限制要素自由流動的方式來追求區域間的平衡發展。同時，中國平衡區域間發展的政策重點是地區間的財政轉移。但有研究顯示，這種地區間的財政轉移并沒有使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更快。其實，促進地區間平衡發展的更為有效的政策是地區間的要素自由流動，地區間的財政轉移只能作為輔助政策。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成功實現地區間平衡發展的國家都是依賴于要素在地區間的自由流動，而非財政轉移。
更為重要的是，要緩解區域間的收入差距，應以提高內地農民的收入水平為政策著力點，而要實現這一點，促進內地的農村勞動力向沿海地區的轉移是關鍵。有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區域間差距絕大部分來自于城鄉收入差距，換句話說，一些欠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對較低，主要是因為其相對更大比重的農村人口，而不是因為其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低于發達地區。當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時候，使得農村人口比重相對較高的落后地區人均收入增長更為緩慢。
勞動力流動受阻，欠發達地區的城市化進程缺乏動力，而當前戶籍政策改革的重點卻與人口流動的方向不一致。中國的勞動力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內地農村的勞動力向沿海較發達地區流動，特別是大中城市成為勞動力流動的目的地，但政府當前卻將降低城鎮戶籍進入壁壘的改革重點放在了中小城鎮。如果沒有就業的創造和收入的提高，即使未來農民進了中小城鎮，最后，還是會到能夠給他們提供就業和收入的地方去，結果是大中城市由于戶籍制度造成的“新二元結構”問題越來越嚴重。
如果沒有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足夠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崗位，如果沒有土地轉為非農業用地后的增值收益，城市化進程本身就會受阻。僅舉一例。蘇北一個沿海城市的政府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非常有代表性：“平均一個農民轉變為一個城市居民，需要投入15-20萬元，這包括公共和個人的投入。沿海開發規劃確定到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5％左右，目前我們已達到45%左右，今后10年需要轉移160多萬農民進城，這樣算下來需要投入2400億元到3200億元，這么大的投資規模，政府財力根本無法支撐。”
過去，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創造了大量的供給能力，但卻沒有足夠同步地創造消費需求，中國發展就在這兒卡了殼。一方面，投資大量增長，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社會保障的不完善，使得以工資為主的勞動成本增長遠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工資增長相對較慢，制約了消費需求增長。
最近這些年，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始終很大，僅從現象上來說，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已經不小，但外貿順差并沒有減少。所以，我想提醒大家思考：在一個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持續高于工資水平增長速度的國家，緩解外部失衡，是不是先要從造成內部失衡的結構扭曲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