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危機發生后，從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主要特征和現實表現來看，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有望進一步得到提升。這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歐元區國家產業結構的未來調整有望由服務業向高端制造業進行轉移，二是在來自于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中，中端技術產品所占比例的增加，第三則與中國經濟在未來國際金融格局上升空間的增加有關。
但應該提及的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空間進一步提升的基礎仍然在于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現有國際分工格局的維持。只有中國在現有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得到穩固的前提約束下，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才會有所保證。而從金融危機后的國際經濟環境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面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
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外部風險
從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基本特征以及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來看，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風險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對中國分工地位錯誤定位的風險。本次金融危機在導致美國金融市場巨大動蕩的同時，也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美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部分學者開始強調本輪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實力的下降，認為中國應加速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主動挑戰美國的國際分工地位。我們認為，這樣一種認識恰恰是今后中國經濟發展中應格外注意的。在中短期內，金融危機的發生雖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美國的金融市場，但從美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實體經濟領域中技術創新的現實表現來看，當前的全球經濟分工格局即便有所調整，也是以現有全球分工體系為基礎的微小調整，在中短期內不會有根本改變。而在全球經濟的分工格局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條件下，全球經濟的增長方式也不會有較大調整。因此，在中短期內，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仍然來源于外部需求的增加，而穩定和鞏固中國在現有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制造業地位，也構成了中國未來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發展的現實基礎。
事實上，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決定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定位要以穩定和鞏固制造業的大國地位為主要目標。一方面，當前中國的制造業對應的是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這是國際分工體系加以維持的根本前提。在中國將產業結構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調整后，很難找到一個市場容量與中國的服務業相匹配的制造業生產體系。另一方面，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及國際分工地位提升的基礎在于中國經濟對未來產業創新方向的把握和引領，但在當前世界經濟的“中心——外圍”格局未有根本改變的前提下，外圍國家不可能持續引領產業創新的未來方向。因此，在中短期內，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仍然在于現有國際分工體系中制造業大國地位的穩定和鞏固，而對于外部流動性沖擊和進口需求沖擊可能導致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也需要一個平常心態來加以看待。
其次，紅利爭奪的風險。在全球經濟失衡時期，雖然有關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尚存爭論，但在全球經濟失衡的背景下，由于美國和發展中國家在當前國際分工體系下的分工不同，全球經濟失衡的存在確為美國和外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利益實現機制。對于外圍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有限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而美國則通過大量消費產品的進口，在滿足居民消費需求的同時，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于附加值含量較高的產品研發和銷售環節，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在這樣的一種共生模式中，雖然處于失衡兩端的國家經濟增長機制不同，但經濟利益的創造卻是顯著的。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外部經濟失衡的程度不僅與美國實體經濟內部的投資收益率有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可能實現的經濟利益水平。而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由于缺少重大的技術和制度創新條件，在全球經濟再平衡調整的背景下，全球經濟失衡的程度只能停留在一個較低水平的層面上，這也就意味著中短期內世界經濟的增長將在一個低水平的區間內波動運行。
而從歷史經驗來看，當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放緩，經濟利益的實現受到限制時，世界經濟的參與國將會將關注點放在利益的分配上。這種關注點的轉移，幾乎發生在歷次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浪潮之后，我們姑且不談兩次世界大戰中各工業化國家的利益紛爭。在2001年之后，美國新經濟(310358,基金吧)增長結束，小布什政府也改變了克林頓時期的對外經濟政策，單邊主義的內涵實質上是要將美國新經濟時期對外的經濟優勢轉化為對外的政治和軍事優勢，以便于在全球紅利的分配中占得優勢。而從近期國際經濟的現實表現來看，金融危機后，以“輪胎特保案”和“無縫鋼管雙反調查案”為代表的貿易摩擦明顯增多，2009年前三季度，美國對中國發起14起貿易救濟調查，同比增長了六倍多。而這無疑標志著全球經濟從利益創造到利益分配時代的重新開啟。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維護一國的應有利益可能比利益創造本身更為重要。
再次，流動性緊縮風險和外部需求的逆向沖擊。從金融危機發生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現實動力來看，雖然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但相比于上世紀90年代，本輪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得益于流動性繁榮下的融資便利。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在2003-2007年期間，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和進口需求增加都相對較為緩慢，經濟增長率和進口增長率只有2.3%和5.6%，均低于1990-2003年期間2.5%和6.0%的增長率。而在發達國家實體經濟增長速度有限的同時，全球的外部融資環境卻大大改善。在2003-2007年期間，全球銀行信貸的增長速度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明顯加快，增速快出了一倍多。而全球銀行信貸與名義GDP的比值也由21世紀初期的一倍左右逐漸上升到了2007年的兩倍多。
在這樣一個繁榮的流動性環境中，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不斷緩解，這為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一方面，流動性的繁榮與低利率環境意味著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以及融資成本的降低，這使得更多的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有利于促進資本深化，繼而推動整個實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在繁榮的流動性環境中，發達國家對外投資（主要是FDI和股權投資）的數量也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在彌補發展中國家資本缺口的同時，也通過技術進步以及新管理經驗和技能的引入促進著東道國實體經濟的增長。伴隨著這輪流動性的繁榮，中國經濟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在2003-2007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11%以上，而外部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2002年的2.1%上升到了2007年的7.8%。
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開始反思原有金融監管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并通過了一系列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市場系統性風險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銀行資本準備金的提高、最大杠桿率以及最低流動性水平的設置、政府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全面監管等一系列金融監管改革措施的實施，發展中國家的外部融資環境將有所惡化，外部資金供給的短缺以及借貸成本的不斷上升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也就是說，不但金融危機的發生使得過去的流動性繁榮趨于蕭條，同時，伴隨著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改革措施的實施，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也很難再現這輪流動性繁榮的景象。
在全球流動性由繁榮轉向蕭條的背景下，對中國而言，國內經濟增長所面臨的沖擊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之后一系列金融監管政策的實施，中國所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必然趨緊，流動性繁榮時期的融資便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也就無從繼續加以體現，在當前中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尚不足以完全滿足企業外部融資需求的背景下，國際融資條件的惡化必將會對國內生產型企業形成較大的流動性沖擊。另一方面，隨著流動性繁榮的結束，危機后的美國經濟必須借助于技術創新來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而美國國內新技術和制度形式創新的跡象并不明顯。在中短期內，美國經濟很難出現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其對外進口需求已經很難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因此，伴隨著流動性繁榮的結束，在新一輪發達國家市場份額再分配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的優勢尚不突出，所面臨的外部競爭也必然有所加劇，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必將面臨著較大的外部需求沖擊。
最后，政治風險。從以往曾經出現的四次全球經濟失衡的歷史來看，大致有兩類不同的類型：一是發生在中心國家之間的失衡，這種失衡出現過兩次，分別是美國主導的1960—1973年和1974—1989年的失衡；二是發生在中心和外圍國家之間的失衡，這種失衡同樣也有兩次，分別是英國主導的1880后的近十年和本輪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失衡。考察這兩種失衡范圍不同的全球經濟失衡，其平衡的手段具有明顯不同：發生在中心國家間的失衡，其再平衡的方式主要是政策協調，即利用經濟的手段來達到再平衡目的；發生在中心和外圍國家之間的失衡，從英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失衡平衡過程來看，這種失衡的再平衡手段存在以非經濟手段來達到經濟目的可能。
當全球經濟衰退之時，利益分配成為各國關注的主要內容，政治經濟沖突難以避免。然而，根據建構主義者的觀點，國家之間在相同市場條件下之所以會做出差異化的行為，主要是規范、觀念或身份差異而引起的。他們認為，觀念的認同可以減少人們對事物的不確定感，當人們強調某一特定的觀念被制度化并因此長期存在時，這一思想觀念可以被融入一個共同遵守的制度框架，從而有利于國家間的政策協調與國際合作。發生在中心國家之間失衡的再平衡過程中，除了國家之間高度的經濟依賴和聯動性之外，共同的觀念和制度協調框架是促使經濟協調方案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例如七國《廣場協議》的達成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而本輪全球經濟失衡是發生在中心和外圍國家之間，中國作為本輪失衡中外圍國家之一，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眾多理念和規范上有著較大的分歧，因此很難達成同時符合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共同遵守的政策協調方案。英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失衡最終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后完成了再平衡的進程，說明了政治手段同樣也是再平衡過程中可被利用的潛在方法。
在本輪全球經濟失衡中，中美兩國作為全球經濟失衡的兩端，既是戰略競爭對手也是戰略合作伙伴。從對立的角度講，在全球經濟的關注點由利益創造轉向利益分配的背景下，無論是經濟還是非經濟的手段，都可以成為利益再分配的可行工具。但從合作的角度講，無論在貿易領域還是在金融領域，中美經濟的相互依賴都在不斷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斷增多。這就要求中美兩國要繼續加強和深化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避免經濟問題的政治化，避免采用非經濟手段來達到利益再分配的目的。而對于中國而言，在當前中國經濟對美國的經濟依賴仍然較大的現實約束下，用經濟利益換取經濟利益，用經濟手段應對經濟事務，以謀求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大國經濟的政策應是內向性的
在中短期內，中國經濟的定位仍然在于國際制造業大國地位的穩定和鞏固。但從長期來看，伴隨著全球流動性繁榮的結束，以及全球經濟增長速度趨于平穩，中國經濟的外部需求約束會進一步顯現。在流動性繁榮時期，融資便利機會的增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這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必要動力的同時，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相對增加。以本輪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6年為例，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為66%，而同年英國的貿易依存度為44%，印度為33%，日本和美國則只有28%和22%。
也就是說，從流動性繁榮時期的現實實踐來看，中國實際上是在依靠大國經濟優勢走外需拉動的小國經濟路線。應該說，在流動性繁榮以及外部需求旺盛的背景下，這樣的一種發展模式有其合理性。但隨著外部融資環境以及需求環境的惡化，這樣一種外需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弊端逐漸顯露。中國國內資源在無法利用的同時，也使得國民經濟更易于受到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
事實上，從大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必須要以內需推動為主。正如發展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錢納里所指出的，相對于大國經濟所擁有的多樣性資源以及廣大的國內市場，外部市場總是相對有限的，其不可能通過創造足夠的貿易利益來為大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必要動力，因此，大國經濟的政策必然是內向性的，只有在真正刺激國內需求的情況下，一國經濟才可能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基于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取向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側重：
首先，中國應在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同時，推動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在流動性繁榮逐漸褪去后，國內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可以有效緩解企業不斷趨緊的融資約束，提供必要的生產性資金，為國內產業的發展以至整體產業競爭力提供必要的支撐。同時，從減少預防性儲蓄，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效率的角度講，國內金融部門的發展也是國內需求替代外部需求繼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順利轉變的關鍵。對此，一方面，中國應積極促進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確保交易監管的全面性，強調對金融機構的穩定性監管，切實建立完善系統性風險的處置制度，最大可能的降低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中國應進一步推動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加強信用體制建設，加快推動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發展，提高中國金融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在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時，也從根本上為居民消費需求的提升創造條件。
其次，積極推進多邊框架下的區域經濟和金融合作，維護中國應得的政治經濟利益。隨著全球流動性由繁榮轉向蕭條，以及美國納斯達克和房市泡沫的相繼破滅，全球經濟的關注點由利益創造轉向利益分配。而從全球利益分配的一般原則來看，利益分配的大小往往與不同國家間經濟實力以及相互依賴程度有關。雖然從個體上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都表現為對美國經濟的單向依賴，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而言，美國經濟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同樣非常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域經濟合作可能是維護外圍國家應得利益的有效途徑。因此，中國應在進一步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加強東亞區域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以區域經濟帶的緊密依托為基礎，努力構建全球多極化的制衡體系，通過主動謀求與中國經濟實力相對稱的話語權，切實維護中國所應得的政治經濟利益。
最后，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看，中國應以出口產品結構的提升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邏輯起點。從廣義上理解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它的內涵首先應該強調的是對國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結構的調整，在收入結構調整趨于均衡的前提下，國內整體收入水平繼而需求水平才能提高，內外部的需求結構才會因此而趨于均衡。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收入結構和需求結構的調整方向必然是相統一的。
但問題在于，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于外部需求水平的穩定增加，而外部需求的增長動力則是建立在中國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基礎之上的，在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勢必會影響到中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繼而削弱中國外部需求進一步增長的動力，而這又會限制中國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空間。因此，如何打破這樣一種中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悖論循環成為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及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升級的關鍵。而以提升出口產品結構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和邏輯起點有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一方面，隨著出口產品結構的提升，整個出口產業的附加值將有所增加，這為行業經濟效益的提高繼而勞動力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證；另一方面，出口產品質量和結構的提升，有利于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同時維持中國出口企業的整體競爭力，從而為外部需求的持續增加提供必要的動力。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以出口產品結構的提升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邏輯起點有其現實合理性和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