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近來一再表示，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盡管這是一個老話題，但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為社會共識的背景下，如何實現“加快”，如何將理想中的舉措轉化為現實行動，其實還大有懸念。
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但與此同時，一些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表現在收入分配方面，國民收入分配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失衡，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這種狀況，不僅成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之路上的重要障礙，也將嚴重影響到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無論是從經濟效率角度，還是從社會公平視角觀察，收入分配制度都已經不得不改，而且改革的步伐還不能徘徊，必須加快。當然，收入分配改革直接涉及到的是利益的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世間之事一旦關乎利益，做比說的難度明顯大出許多。因此，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也要穩步推進，穩中有序。
按照國家有關部門的部署，未來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徑基本已經清晰，包括增加勞動力收入；加強城市化進程，形成有利于國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完善有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薪酬形成機制；健全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城鄉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節，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領域傾斜，等等。
從上述路徑中可以看出，就方向而言，未來將會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則。同時，著力增加勞動力收入等辦法，也是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初次分配階段分配不盡合理的狀況，埋下了伏筆。
強調“初次分配注重效率”，這大抵是沒有錯的。中國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均已充分說明，一個不注重效率的社會，也注定是無法真正實現公平的社會。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在初次分配階段注重效率，就放棄了對公平的追求。
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創造它的物質生產領域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政府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范，一般不直接干預初次分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一般由三部分構成：一是勞動所得，包括工資收入、獎金收入以及個體經營收入等；二是企業贏利所得；三是在生產過程中的政府稅收。正是基于這樣的特征，初次分配的市場意味更濃，也體現出了對效率的應有尊重。
歷史地看，根據統計部門的測算，自改革開放以來，以1996年為分界線，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大體可劃分為向居民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業傾斜(1996年至今)兩個階段。其實，相對應于統計部門的宏觀數據，社會大眾的經驗感受也基本是吻合的。自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段，居民收入增長較快是一個普遍的認識。但近15年來，勞動性收入增長比之政府稅收收入增長，比之資本性收入增長，差距正逐步拉大。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癥結也就在其中。
事實上，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過低，是當前我國貧富差距過大的直接原因。2009年，人民日報也曾發表文章指出，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是一個普遍現象，企業財富明顯向資本傾斜。這也說明，在初次分配階段，改變國民收入過多向金融資本、向政府稅收傾斜的做法，勢在必行。同時，部分行業壟斷現象的存在，又使本該通過稅收上繳國家的壟斷利潤，成了部分企業和個人的高利潤和高收入。有識者早已指出，如果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過大，則依靠再分配的調節功能，已難以使社會公平得到有效維護。
很多人均已經認識到，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這是我國消費率持續降低、投資率持續升高的癥結所在。初次分配階段的不盡公平(效率原則常常因為壟斷資本的過于強勢等而無法得到真正體現)，一個直接后果表現為居民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顯然，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是擴大消費、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必然要求。
也正因此，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論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意義。而要實現這樣的政策目標，就需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經濟增長，也有賴于勞動力市場的加快培育和發展，及勞動力市場價格機制等制度的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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