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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巨大的成本優勢，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紅利”：中國出口從2002年的3256億猛增至2008年的1.43萬億美元，年均增速達30%，遠高于GDP的同期增速。中國制造的全球市場份額不斷上升，已超過日本、德國當年經濟崛起時在全球市場份額的高峰值。同時，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從2001年的170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8年的4000億美元。
在過去的10年間，“中國出口+美國消費”的組合主導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全球40%的經濟增長。但從歷史經驗和現實制約因素來看，這一模式在逼近極限。
首先，中國2.39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機會成本巨大。中國外匯儲備占GDP比重從1992年的5%，升至2000年的10%左右和2009年的50%。也就是說一半的GDP以外匯形式“借”給美國人來消費。德國和日本當年高速增長期間外匯儲備占本國GDP比例亦不過5%左右。
其次，美國過度消費被金融危機糾正。上世紀70年代，德國和日本所持有的外匯儲備分別約為美國GDP的1%和0.5%，而中國外匯儲備占美國GDP的比例從2000年的1%升至2008年的10%左右。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演講中多次強調：中國價格一方面降低了美國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來自中國的資金壓低了美國利率水平，加劇了資產泡沫。2002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居民消費為其收入的145%，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居民儲蓄率已經從0回升到近7%。
再次，中國的環境和資源壓力已接近臨界點。長期來看，GDP剔除污染成本之后的部分才是有價值的。近年來，與環境、空氣污染相關的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警示我們環境和資源對粗放式增長的承受力已經瀕臨極限。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專項研究，中國的能源消耗在2000年至2005年間增長了70%，水和空氣污染的經濟成本高達1000億美元。
第四，我國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儲蓄結構的失衡。中國的總儲蓄中，企業、居民、政府之比已由過去的20％：60％：20％演變成當前的40％：40％：20％。這一結構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乏力，在出口銳減的情況下只有靠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2009年投資占GDP比重甚至可能創造70%的歷史紀錄。但在最終消費需求不能啟動的情況下，大規模投資只會加劇產能過剩，埋下銀行不良資產隱患。
最后，高外匯儲備導致大量貨幣投放，加劇了國內資產價格膨脹趨勢。截至2009年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2.39萬億美元，相對應的外匯占款超過17萬億人民幣，加大了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復蘇和遏制資產價格泡沫之間平衡的難度。
改變現狀總是困難的，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如此。破解上述困局，唯有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然而，這一轉型不會自然發生，中國企業需要在嚴格環境保護執法、完善勞動者權益保護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等多重壓力下才有可能實現涅槃。如何完成這艱難的一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世界經濟的未來。
（作者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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