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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古典經濟學家看來，市場是萬能的，即便沒有政府的調控政策，危機也完全可能由于經濟系統內在的穩定機制而消弭于無形。對此，最為人所熟知的例子，當數諾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提供的證據——1932年美聯儲收縮貨幣的錯誤做法反而加深了危機，使之惡化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蕭條。不過，在現實世界中，危機面前，很少有哪個政府真的敢于嘗試“無為而治”，并為此承擔后果。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反映在本次危機中，最奪人眼球的，莫過于圍繞對于“太大而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機構是否要施以援手引發的爭辯。
不救，是因為救了會導致嚴重的道德風險，這是一個看似淺顯的道理。如果大型金融機構知道政府肯定會為其擔保，那么他們在從事高風險業務時將無所顧忌：如果豪賭成功，它們會得到巨額利潤；而一旦下注失誤，政府最終也會出面善后。正是基于此，在傾向自由市場原則的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強力主導下，伯南克和美聯儲放棄了對雷曼兄弟的拯救。
可是關于為何不救雷曼兄弟的質疑聲音不斷升溫，在其倒下一周年之際達到頂峰。許多人堅信，當初美聯儲若是果斷出手救了雷曼兄弟，或許就不會有后面的麻煩了。問題在于，事到如今，人們已無從驗證“如果拯救了雷曼兄弟，世界會更美好”這一命題的真實性了；相反，人們只看到，美聯儲放棄拯救雷曼兄弟后，出現了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可以肯定的是，它再一次強化了人們對于危機發生后政府應當“做些事情”的認識。
在過去一個月時間里，世界經濟再次經歷了兩次強余震，一次發生在中東的迪拜，另一次發生在歐元區的希臘。雖然就傳統影響而言，這兩個地區對世界實在算不了什么，但在全球復蘇前景乍暖還寒的當下，特別是對于其所在地區而言，至少也是“太重要而不能倒下”。
因此，盡管作為阿聯酋的政治中心，阿布扎比未必真心情愿伸手去拉迪拜一把——100億美元的擔保義務很可能意味著，阿布扎比將不得不動用本來就所剩無幾的石油資源來為迪拜無節制的輕率埋單，但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面前，經過數周的沉默和討價還價后，阿布扎比最終還是讓步了，因為它無意被指為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罪魁禍首。
迪拜是幸運的，畢竟它背靠的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希臘的命運則更不確定，因為它背靠的只是一個地區政治經濟一體化組織，并非完全意義上的主權國家。
根據《穩定與增長公約》，歐元區成員國公共債務占GDP比重不得超過60%，預算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過3%；而2009年希臘上述兩個指標分別高達113%和12.7%。隨著標普、惠譽等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大幅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希臘政府的借款成本也隨之上升，其10年期國債收益率高達5.74%，比德國同類債券收益率高出271個基點；同時，希臘主權債的CDS價格也在飆升。
對于擁有16個成員的歐元區而言，救助希臘，有可能使得一些財經紀律較差的成員國出現道德風險問題，更加無視保持預算平衡；但如撒手不管，則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導致整個歐元區出現動蕩：其他歐元區成員國或多或少持有希臘國債，包括愛爾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在內的多個成員國都存在類似財政問題，其主權信用評級下降也是早晚的事。而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希臘因為難以解困，甚至最后不得不退出歐元區，那將重挫整個歐洲一體化進程。拯救希臘以阻斷傳染效應，由此變得勢在必行。
目前，歐元區內部尚有兩大顧慮：第一，這種拯救行為是否違法？第二，剛經歷了一場全球危機的其他歐元區成員國是否有能力拯救希臘？對此，歐洲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德·格勞威強調，歐盟相關條約確實反對強制動用其他成員國的資源去為另一個成員國的債務埋單，但并未禁止一些成員國“自發”對其救助；此外，救助希臘最多讓其他成員的債務增加3%，這種事前預防性支出與相關國家在次貸危機中為救助本國金融機構的事后花費相比，已是微不足道的數目了。
歐元區內部的爭論無疑令人聯想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情形：一些外匯儲備不足的國家被國際炒家逐個擊破，而香港由于背靠祖國內地躲過一劫。如果說過去的慘痛經歷已快被遺忘的話；那么當下的兩場余震，或許有助于東亞各國重新思考加速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好處來。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