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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近9萬億新增貸款不會引致通脹
    2009-12-08    作者:王國剛    來源:中國證券報
    從2008年11月起,在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的背景下,中國存貸款金融機構加速了發放貸款的力度。2009年前6個月,新增貸款的絕對額多達74051.47億元,貸款增長率高達34.44%,但因國民經濟尚屬止跌回升區間,所以,這些創下歷史高點的數據并沒有引起有關各方的強烈異議。隨著主要經濟指標逐步回升走好,在10月份新增貸款的絕對額達到89542.99億元、貸款增速高達34.19%的背景下,各種非議明顯增加。其中,巨額新增貸款將引致通貨膨脹的說法最為流行,也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但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似是而非的。
  第一,從資金面上看,與2007年的36405.6億元和2008年的47703.77億元相比,近9萬億元的新增貸款和增速大致都可用“異!倍直硎。如果這些資金都真實進入了實體經濟運行、發揮了應有效能,則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是巨大的。一個可參照的對比是,2007年全年新增貸款36405.6億元,2009年上半年新增貸款74051.47億元,后者是前者的203.41%;假定2007年GDP增長率13.3%主要是由新增貸款推進的,那么,在同一機理下,2009年上半年的GDP增長率就應高達53%左右,但事實上,它只有7.1%。據此可以判定,2009年新增貸款中有相當大的數額并沒有真實進入實體經濟部門發揮效能。
  從新增貸款的具體分類看,2009年1-10月“居民戶貸款”增加了20078.75億元(其中,“消費性貸款”增加了14003.81億元,“經營性貸款”增加了6074.94億元),“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貸款”增加了69464.24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了14569.64億元,“票據融資”增加了6771.14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了45754.61億元)。由于“票據融資”只是一種支付工具,并不發生資金的流動轉移,所以,實際的新增貸款資金總量為82771.85億元。貸款資金在銀行放貸的同時轉換為對應的存款,如果這些存款未被使用出去,那么,它將留存于存款賬戶中,由此,可以從存款賬戶的變動情況觀察貸款使用情況。從存款賬戶的序列看,2009年1-10月“居民戶存款”增加了35405.94億元(其中,“活期存款”增加了15673.27億元,“定期存款”增加了19732.67億元),“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加了68225.15億元(其中,企業“活期存款”增加了30207.55億元,企業“定期存款”增加了26318.81億元)。由于1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就其本意是不在當期使用的資金,所以,若假定居民和企業的“定期存款”均為1年期左右,那么,二者的新增額46051.48億元可能應從新增貸款總額89542.99億元中扣除,由此,2009年1-10月實際發揮效能的新增資金量大約在43500億元左右,這與1-9月份GDP增長率7.7%可能比較對應。另一方面,由于定期存款不形成當期的購買力,因此,它對物價上行不形成實際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定期存款的大幅增加不會引致通貨膨脹。
  第二,從貨幣供應量來看,一些人強調,2009年10月M2的增長率高達29.42%、M增長率更是高達32.03%,均達到2000年以來的歷史高點。根據教科書原理,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加必然引致物價的全面上升,因此,通貨膨脹即將發生。但這種判斷過于簡單。首先,教科書在論述貨幣與物價關系時,并沒有明確指出“貨幣”是按照哪種口徑計算的。在中國實踐中,按照M0、M1和M2計算的貨幣口徑差別甚大(例如,2009年1-10月,M0僅增長了4.42%,遠低于M1和M2的增長率)。其次,除M0屬央行發行的貨幣外,M1或M2的剩余部分均為各類存款(例如,M2的構成是M0+企業活期存款+企業定期存款+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其他存款),由此,一方面存款的增加就將引致M2的增大和增長率上升。2009年1-10月“居民戶存款”和“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加了103631.09億元,這必然引致M1和M2的對應增加和增長率的上行。由于“存款”并非“貨幣發行”,所以,不能將M1和M2簡單地看作是當期的貨幣供應量。另一方面,對居民和企業來說,是將手中持有的資金用于購買各種商品對物價上行的影響大,還是將這些資金存入銀行(這將影響M1和M2的上行)對物價上行的影響大?答案不說自明。因此,M1和M2的高增長未必是引致物價上漲(更不用說“通貨膨脹”)的直接因素。
  第三,從對2010年的影響看,雖然新增貸款的巨額增加對2009年的物價上行影響不大,但一些人從M1、M2和新增貸款等高速增長的滯后效應中推論,2010年將面臨嚴峻的通貨膨脹壓力。這種推論是不確實的。首先,就新增貸款來說,2010年的數額已不可能超過2009年,這不僅是因為在銀監會提高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下,存貸款金融機構整體的資本數額有限已難以有足夠的余地來擴展新增貸款數額,而且是因為存貸款金融機構已難以尋找到足夠的具有商業貸款價值的項目來大幅提高新增貸款。其次,就2009年的企業定期存款和居民存款來說,雖然其中的一部分可能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但受兩方面因素制約,這些資金很難大規模的涌入商品市場:一是對居民來說,儲蓄存款余額從1999年底的59621.8億元增加到2009年10月的257412.05億元,主要成因不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在于滿足需求的有效供給不足。這種有效供給的改善有待于經濟結構和供給結構的改善,但不是一朝一夕之事。2008年迄今的經濟結構調整,在這方面并沒有多少實質性進展,因此,2010年很難發生居民儲蓄存款大幅涌向商品市場(從而推高物價)的情形。二是對企業來說,將定期存款的一部分轉為活期存款并用于支付各種采購是必然的。在貸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的條件下,由此發生的情形是對抵了一部分對新增貸款需求(以及與其對應的購買力),因此,不至于發生“新增貸款繼續大幅增加+企業定期存款轉化為購買力”二者疊加對物價上行的強力影響。再次,就M1和M2來說,鑒于2009年這些貨幣統計指標上行較高和2010年新增貸款數額明顯低于2009年,所以,2010年它們的增長率將明顯較低,這恐怕很難再簡單用教科書原理論證當期通貨膨脹了。
  從物價走勢看,2010年CPI必然呈上行走勢,但其主要成因不是貨幣發行多少引致的,而是政府的物價調整政策和國際因素引致的,因此,與貨幣政策的松緊沒有直接關系。從政府調價政策來說,鑒于2008年CPI較高且國內豬肉等價格下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行,所以,人們在預測中普遍認為2009年的CPI將呈負增長走勢,但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卻列出了4%的指標。造成這種反差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門試圖出臺力度較大的調價政策,即“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繼續深化電價改革,逐步完善上網電價、輸配電價和銷售電價形成機制,適時理順煤電價格關系。積極推進水價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農業用水價格,完善水資源費征收管理體制。加快建立健全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機制,積極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蹦壳,水、電、燃氣、煤和交通等價格已到非調整不可的程度了,同時,國際大宗商品(包括石油、礦產等)的價格又開始回升,并有預期2010年國際稻米、大豆(資訊,行情)等價格可能再次發生2008年初的大幅上漲走勢,受這一系列因素影響,再考慮到2009年的CPI負增長(即2010年只要物價稍有上漲,與2009年的負增長相比,CPI在統計中就可能呈一個相對高的增長率),那么,可以基本判定,2010年CPI是一個有著較高正增長的年份。但這種CPI的增長不是通貨膨脹,更不是用緊縮貨幣政策所能緩解的。
  2009年在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的政策之下,通過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國經濟止跌回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雖然經濟有所回升,可基礎依然不穩不實,還有諸多矛盾和問題需要在進一步發展中逐步解決,因此,適當寬松的政策環境依然是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所必需。從政策面上說,需要特別注意如下三方面問題:一是繼續堅持適當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給經濟結構調整、企業經營發展和各類創新提供一個有著較大運作空間的政策環境。二是分離生產性投資和消費性投資(或稱“非生產性投資”),適度放松對消費性投資增長的管控力度。在2000年實現了溫飽型小康以后,中國居民整體上已處于吃穿不愁,消費水平從生活水平的提高轉移到了住、行、學等方面。住、行、學等是目前各地普遍的消費瓶頸。滿足住、行、學等的需求,在客觀上需要通過加大消費性投資來創造(即創造這些消費所需要的條件)。加大消費性投資,既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主要動力和一項主要內容,也是基本的民生工程。鑒此,不應簡單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面對產能過剩狀況,應適當控制生產性投資,適度放松消費性投資。三是面對CPI上行的走勢,不應簡單判定為“通貨膨脹”并簡單用對付通貨膨脹的政策來應對復雜的物價上漲。應當明確區分政策性調價、某種商品(尤其是農產品(000061,股吧))供不應求引致的物價上漲和國際因素引致的物價上漲等,針對不同的具體情況,分別選擇不同的應對之策。需要強調的是,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農產品和資源類產品的價格上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一點需要對居民展開必要的宣傳,以提高他們應對物價上漲的心理準備),政府部門的應對之策不在于抑制乃至阻止這些價格上行,而在于熨平價格上行的快慢,以避免因一時價格上行過速給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帶來負面影響。
  面對CPI上行的走勢,不應簡單判定為“通貨膨脹”并簡單用對付通脹的政策來應對復雜的物價上漲。應當明確區分政策性調價、某種商品(尤其是農產品)供不應求引致的物價上漲和國際因素引致的物價上漲等,針對不同的具體情況,分別選擇不同的應對之策。需要強調的是,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農產品和資源類產品的價格上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政府部門的應對之策在于熨平價格上行的快慢,以避免因一時價格上行過速給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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