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不久前在《紐約時報》撰文批評中國的貨幣政策,并認為人民幣必須大幅升值,美元貶值則屬天經地義。這篇文章除了他強烈的主觀判斷和對中國的冷嘲熱諷外,既缺乏邏輯性,又不符合事實,而且充滿了誤導。
表面上看,克魯格曼在為美元貶值制造依據的同時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減少美國對我國的貿易逆差。但實際上,重彈人民幣升值的老調意在轉移視線、推卸責任,讓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財政赤字“埋單”。克魯格曼在文中還強調,中國貨幣政策助長了美國房市泡沫,從而為國際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世界上有良知的人都可以看出,克魯格曼這是在幫助美國政府推卸責任,因為危機的根源已經有目共睹,即華爾街的唯利是圖、美國政府的監管不力和美聯儲的糟糕利率政策等。為擺脫金融危機,美國正在利用其美元霸權的地位,以及美元作為國際貿易計價貨幣的便利,執行“弱勢美元”政策,放任美元貶值。美元貶值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國,受害者則是世界各國及正在脆弱復蘇的全球經濟。
克魯格曼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張是錯誤的,這一主張不僅將損害中國經濟,也將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以及整個世界經濟復蘇。因為目前全球經濟復蘇情況不穩,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家的匯率不應該突然改變。如果中國急劇拉高人民幣匯率,將嚴重扭曲經濟發展的正常軌跡,西方國家也并不能因此減少貿易逆差,一方面其它制造業大國將隨即填補中國制造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需以更高的價錢進口必需的中國產品,美國貿易赤字將進一步擴大。另外,一旦因為人民幣急劇升值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低谷,西方國家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相關企業勢必遭受重大損失。所以,迫使人民幣升值來解決自身問題的做法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更不公平。
從理論上看,以貿易平衡狀況論斷人民幣匯率沒有意義,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雙邊貿易失衡是常態,從來都不是匯率的問題。從現實情況看,貨幣匯率對改善順差影響甚小,不論是當年的德國,還是現在以歐元區為整體的歐盟,以及日本等,都延續了幾十年對美國貿易順差的貿易地位。這些國家和地區貨幣兌美元的匯率機制都是完全浮動的,但對改善雙邊貿易的失衡沒有任何作用。為什么以國際貿易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對此事實熟視無睹呢?
克魯格曼的人民幣升值論調顯然是帶有偏見的,有失一個學者嚴謹、客觀、公正的水準。按照克魯格曼的說法,旁人可能都會認為中國從未調整過匯率,但事實是,過去幾年,人民幣一直處于升值通道中,而且漲幅達到了21%。克魯格曼忽略了連美國政府都反復承認的這一事實,到底是行文疏忽,還是有意誤導？
目前,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既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又體現了對國際社會的高度負責。在當前全球應對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不僅有利于亞洲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未來,中國將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運行狀況和國際收支狀況在深化金融改革中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項改革是一項涉及多方面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從根本上講,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環境、需要構建不依賴于美元霸權主導的新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當前世界最大的貨幣問題不是人民幣幣值被低估,而恰恰是美元貶值問題。
（作者為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