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刺激計劃對于經濟復蘇起到了推動作用。就G20國家平均而言，在2009年財政刺激計劃的實施推動GDP增長1.2－4.7個百分點，在2010年推動增長0.1－1.0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財政刺激計劃對于GDP增長的推動作用，在2009年與2010年平均為0.7－2.7個百分點。新興經濟體國家為0.6－2.9個百分點。目前看,危機已經得到很大的緩解,應對危機的財政政策是否還要繼續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債務高企與利率上行是財政面臨的短期壓力。危機后的財政政策主要面對兩個難題。一方面，刺激計劃加大了財政赤字，提高了債務的規模。同時，也帶來了長期利率水平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需要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沖擊。兩者的共同結果是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的提高。這樣的財政水平并不具有可持續性。
以G20國財政赤字與債務規模占GDP的比重觀察，在2007年平均財政赤字占比1.0％，其中發達經濟體平均赤字為1.98％，新興經濟體盈余占比0.2％，到2008年，分別為平均赤字2.8％、發達經濟體赤字4.2％與新興經濟體赤字0.4％。分別提高1.8、2.2與0.6個百分點。預計到2009年赤字占比將達到8％、9.8％與4.8％。之后逐步下降，到2014年為3.4％、4.4％與1.8％。
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2007年G20平均為62.8％，其中發達經濟體比重為77.7％。到2008年平均為65.9％、發達經濟體為83.4％，分別提高了3.1、5.7個百分點。預計2009年分別為75.6％、97.7％。由于危機后的人口老齡化影響，到2014年國債占GDP的比重還將保持在84.6％、114.1％的水平上。
就利率水平而言，一方面，國債收益率有可能隨著發行規模提高而上升。影響長期實際利率水平，由此帶來對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許多發達經濟體今年國債收益曲線上行，反映了市場風險偏好的回歸、通脹的預期以及投資者對于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擔心。
另一方面，某些經濟體的主權債券CDS利差提高，反映出市場對于財政可償付能力的擔憂。美國的CDS利差從2008年的6月到2009年2月上升了100個基點。同期，澳大利亞、希臘、冰島等國家的利差上升超過了150個基點。
人口老齡化的財政成本是中長期壓力。隨著全球老齡人口增加，老齡負擔率提高，人口老齡化成為影響財政收支的重要因素。
以歐盟25個國家為例，在2005年到2050年之間老齡負擔率帶來醫療與養老開支的壓力。歐盟25國國家養老開支增加2.3個百分點。就單個國家而言，老齡化帶來的相關財政開支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到2050年之間，美國增加2.9個百分點，日本增加3.1個百分點，德國增加3個百分點。其中，醫療開支方面，美國、日本與德國分別增加0.2、1.1與0.4個百分點，養老開支分別增加1.8、0.6與1.7個百分點。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老齡人口增加，在2050年前養老負擔（超過65歲）增加3倍，韓國的增長速度最快，相關財政開支占GDP的比重將增加13.4個百分點。但是中國也存在壓力。
與危機成本相比較，老齡化帶來的相關財政開支占GDP的比重，在發達國家G20經濟體中，老齡化成本平均是危機成本的11倍，其中，美國為8倍，日本為22倍，德國為10倍，韓國為3倍。危機成本與老齡化的共同結果是推高財政赤字與國債占GDP比重，帶來財政的不可持續性。因此，需要進行基于中長期的政策調整。
危機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假如沒有進一步的財政行動，發達經濟體政府的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在2008－2014年期間從75％上升到115％。當前政策的問題，是將財政拉回到正常狀態。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財政面臨著挑戰，需要在未來20年中，將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降低到60％以下，其中，必須將基本平衡從2010年赤字規模占GDP的3.5％，調整到2020年的盈余占GDP的4.5％，然后在下一個10年中將其保持在這個水平上，與此同時，還需應對來自醫療與養老支出的壓力。
確保財政償付能力的中期框架有這樣幾個要點，首先，財政刺激計劃與當前的經濟壓力相一致。其次，刺激計劃放置在中期框架下進行，一旦經濟條件好轉，需要有適當的安排監督與退出的進程。再次，加強結構改革。比如，改革退休年齡，以及醫療養老保險制度。在應對老齡化開支與不可持續的人口沖擊的過程中，需建立穩定的清晰的制度安排。
由于經濟復蘇存在不確定性，因此不可過早緊縮財政政策。在30年代，財政政策在美國過早地收回，破壞了復蘇的進程。這意味著，由于復蘇的速度與財政刺激的空間在國別之間存在差異，財政政策是否進一步的擴張由此決定。
但是，推遲財政調整并不意味著無所行動。首先，政府明確行動規劃，確保財政可支付能力。讓市場確信財政具有復蘇能力。其次，可以實施一些對于市場需求并沒有太大影響的措施，如加強財政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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