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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保護升級跡象明顯
近期以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頻繁抬頭。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批準對從中國進口的輪胎征收懲罰性關稅之后，美國商務部又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無縫鋼管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稅調查，此舉可能導致美國對此類產品設置新關稅；歐盟委員會近期對結成卡特爾以操控市場的6家電力設備生產商開出6760萬歐元罰單；歐美還對產自中國等地的鋁箔實施反傾銷調查；10月9日，烏克蘭國際貿易跨部門委員會作出決定，對自中國進口的2毫升注射器征收24.36%的反傾銷稅……。
在世界經濟處于脆弱復蘇的關鍵時期，這勢必影響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對于中國而言，盡快實行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才是根本的應對之策。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各國政府面臨著更大的國內經濟、政治的雙重壓力，因而貿易政策更多地用來緩解國內的矛盾和壓力，導致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分析當前國際貿易摩擦升溫的深層次原因，可以看出，貿易保護主義、國際產業結構的重構和趨同、出口市場的集中及多邊貿易體制的缺陷是貿易摩擦形成的主要因素。而有的世貿組織成員濫用規則，也是加劇中國之所以受到貿易保護主義侵擾的重要原因。
地方利益應該服從大局
從客觀上講，貿易爭端事件的連續發生，與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是分不開的。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與歐美國家的貿易爭端就時有發生，進入21世紀以來，各種貿易爭端更是日趨頻繁，據了解，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針對這種現象，中央多次明確要求，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步伐、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特別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央又反復強調，一定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我國經濟應對困難和危機的能力。然而，中央的警示和要求，并沒有引起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高度重視，很多地方和企業仍然陶醉于“勞動力成本低廉”、“拼土地、拼環境”等落后的經濟發展方式，停留于勞動密集和技術粗糙的生產方式和手段。這樣的發展理念，在經濟繁榮和穩定時期，其內在的矛盾和問題還難以充分暴露，即使發生貿易爭端，其危害也很容易被忽視。但是，一旦經濟出現困難，甚至出現危機的時候，其內在的矛盾和問題就會迅速暴露，貿易爭端、貿易糾紛等產生的后果也會不斷放大。以輪胎特保案為例，僅此一項爭端，就將造成我國近10萬工人的失業，后果之嚴重，令人十分擔心。
盡快實現經濟轉型
針對歐美國家的貿易保護行為，我國政府和企業也迅速行動，一方面，利用世貿組織規則以及歐美國家的法律，積極應對，據理力爭，以減少可能出現的損失；另一方面，積極采取反制措施，對相關國家出口我國的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以警告相關國家。但這一切都是治標之舉，而非治本之策。要從根本上提高我國企業應對貿易保護的能力，還是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業升級的步伐。
首先，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從低端制造向高端研發轉變，從制造大國向創造大國轉變，切實提高我國企業和產品的科技實力與科技含量，提高企業和產品的效益與附加值，從根本上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提高我國企業應對貿易保護的能力。
第二，要加快產業升級步伐。一方面，要加快傳統產業的升級步伐，對傳統產業進行全面改造，從技術、管理、生產工藝、生產流程、核算方式、市場營銷手段等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更新和提高；另一方面，要加快新興產業的發展步伐，對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工業，要加大投資和開發力度，要高起點研發、高起點運用、高起點生產，切莫低水平引進、低水平重復。
第三，要優化產業結構。目前的產業結構從總體上講是不太合理的，表現為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產業比重過大，低端制造業比重過大，無效或低效企業比重過大等，這樣的產業結構，是不利于企業的市場競爭的，也是極容易受到貿易爭端的影響的。因此，必須優化產業結構，通過淘汰落后產能、落后企業、落后產品等手段，提高我國企業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提高我國企業的投入產出能力和經濟效益，從而有效應對各種貿易爭端行為。
第四，要有效防止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我國企業應對貿易爭端能力不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行業出的嚴重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導致我國企業產品的效益和附加值很低。一旦發生貿易爭端，就將帶來嚴重的后果。所以，解決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的問題，也是應對貿易爭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總之，要有效防范和應對貿易保護，就必須統籌兼顧、標本兼治，既抓眼前，更抓長遠，既發揮企業的作用，也發揮政府的功能，從根本上解決可能出現的愈來愈多的貿易糾紛與爭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