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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27 作者:周軍華 來源:證券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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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隕石撞擊月球留下深坑一樣，世界經濟在金融海嘯沖擊之下，也出現了若干不可磨滅的深刻變化，其中之一，便是G20一夜間登上全球治理的中心舞臺。根據有關安排，在這一次匹茲堡峰上G20正式取代G8的地位，G8雖然不會解散，但今后不再單獨舉行會議，相關交流安排在G20會議的前夜進行，且議題限定在防務領域。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曾幾何時，西方七國集團（G7）首腦會議是人們觀察全球政經大事的主要窗口，其實質重要性遠超過聯合國。不論是西方世界還是中國國內，G7會議上的一舉一動，是觀察家們緊盯的重點。誕生于1970年代的七國集團會議，最初是針對惱人的經濟滯脹問題，隨后，它逐漸納入了更廣泛的經濟和防務議題。蘇聯解體和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對全球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加之俄羅斯強大的軍事實力，G7最終擴張成為G8。
二十國集團最初只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促進全球經濟均衡發展的一個產物。但歷史似乎最愛和人開玩笑，這個當初主要用來解決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一個不甚重要對話機制，卻在一場席卷發達國家的驚天危機中，被人們重新匆匆撿起，用來應對發達國家的燃眉之急。它的首次華盛頓峰會一切安排都匆匆忙忙，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它的生命力，很快它就成為了全球治理舞臺上的主角。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反映出在全球化一日千里的今天，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離不開發達國家，解決發達國家問題，同樣離不開發展中國家，而G20恰好涵蓋了主要發達國家和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是充當全球治理主角的不二之選，特別是在經濟對話領域，沒有任何一種機制，能在效率和代表性的平衡方面比它更好。
想當年，G7會議代表著富國俱樂部，G8會議代表著八強國，中國都只是一個局外人。后來，隨著中國實力的日益強大，G8有意吸納中國，甚至最近一兩年來，還有不少人在鼓吹中美共治的G2模式。凡此種種，要么不符合當下中國最佳的利益，要么幻想色彩濃厚，都無法進入實質軌道。而橫空出世的G20成員涵蓋西方和東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僅理念與我們相契合，又非常合用。我們焉有不積極參與之理？
日益強大的中國以何種路徑參與全球治理，如何平衡國際地位、能力和責任三者之間的關系實現和平崛起，是擺在全體國民面前的一個大課題，也是考驗政府智慧的考題。聯合國、WTO、IMF，還有各種地區性的國際組織，中國該以誰為重點？在各種組織中如何出牌？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單就經濟議題而言，G20無疑是層次最高、效率最佳的對話機制，中國人要在這個中心舞臺上演好自己的角色。不過，G20對于很多中國人還是很陌生，不但搞不清其性質定位和運作機制，而且不能正確認識成員之間利益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甚至還有些人抱殘守缺，潛意識里視之為鴻門宴。比如，此次匹茲堡峰會前就有某知名專家，煞有介事地嚴辭駁斥美國提出的全球經濟再平衡議題，仿佛這一議題是專門不懷好心針對中國而來。還有的人，不了解G20的議事規則，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建議。凡此種種，都說明人們對G20了解得甚少，誤解之處甚多。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處理IMF與G20之間的關系。從性質上看，前者是一個常設性的國際組織，負責國際貨幣領域的合作。后者則是一個主要國家之間的對話機制。但很多人似乎對IMF情有獨鐘，對增加份額之類抱有濃厚興趣。孰不知，IMF在國際經濟領域的作用事實上已經邊緣化。從最初的貨幣穩定機構到轉型為經濟顧問角色，它不但從意識形態到組織人事層面上均被列強操縱，而且業績乏善可陳，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和蘇聯東歐轉型過程中的糟糕表現，令其備受批評，威望掃地。此次危機爆發后，IMF吸取教訓，轉而配合各國的刺激政策，方才保住了其殘存的一點地位。國際貨幣體系當今的尷尬格局，是國際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高調地呼喊國際貨幣改革，效果不能說是沒有，但至少很有限。與G20這種最高層面的對話機制相比，IMF只停留在執行層面罷了，真正的大舞臺是G20，國人對IMF的過高期望該降降溫了，而對G20的陌生感則要加緊消除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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