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企業通過轉移定價避稅的行為愈演愈烈。近日，國稅總局發文要求各地國稅局和地稅局加強跨境關聯交易的監控和調查，以防止跨國企業在金融危機中，將境外企業的經營虧損轉移至境內關聯企業，導致國內稅收的流失。
事實上，跨國企業這一避稅伎倆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了，國稅總局發文要求嚴查也可謂是“老調重彈”。在雙方不溫不火的長期博弈背后，我國稅務稽查隊伍力量薄弱、懲處力度偏輕、地方政府利益糾結等因素漸次浮出水面。
長期以來，長袖善舞的跨國企業在我國的投資狀況存在一個明顯悖論。一方面，跨國企業的市場業績持續萎靡，甚至不及國內企業盈利能力的平均水平。以蘇州市統計數據為例，2008年該市外資企業全年虧損額93億元，占據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76.2%。但另一方面，外商在我國的投資卻愈來愈勇，斗志昂揚。在金融危機中，全球外資直接投資（FDI）低迷。雖然我國利用外商規模同比有所下降，但在全球總量中所占的份額卻逆勢上揚，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今年6月份，我國的FDI規模為89.6億美元，創下過去11個月來的新高。
其實，跨國企業“越虧越投”的真正動力在于，以中國市場的“假虧損”換取總部的“真避稅”。其主要的操作路徑是，利用集團內部的關聯交易來人為操縱轉讓定價，通過“高買低賣”使得國內經營企業的賬面表現為虧損，進而把利潤轉移到稅負較低的國家或地區。跨國企業的這一稅收操作在轉移利潤的同時，給中國的稅收和內資企業發展帶來嚴重沖擊。國家統計局200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跨國企業的避稅行為已造成我國損失稅款達300億元。跨國公司截留利潤為其提高研發能力奠定了經濟基礎，最終又成為它們進一步搶占市場份額的資本，從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環。在這一過程中，我國民族企業卻因此而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
問題的關鍵在于，既然跨國企業并不高明的避稅做法盡人皆知，卻為何始終沒有得到有效地遏制呢？又是什么因素讓其避稅行為能夠維系呢？
從國際經驗看，面對跨國公司轉移利潤的行為，并非無計可施，預約定價已被公認為是解決轉移定價避稅問題的最有效方式。它是指稅務部門與納稅人之間通過簽訂協議或安排的形式，對納稅人在未來一定時期內的利潤水平等相關事宜事先約定一系列標準，以解決跨國關聯交易中復雜的轉讓定價問題。其實早在1998年，廈門市國稅局就與某臺資公司簽訂了預約定價協議，開我國預約定價反避稅的先河。但是這一工作進展得非常不理想，原因就在于稅務部門期望面面俱到堵住所有漏洞，結果卻是處處遺漏。僅以文字為例，跨國公司內部往來文件、資料、報表都是英文，各家公司有其各自的特定產品和專用術語，僅是翻譯理解就頗為費時費力。相形之下，稅務部門人手嚴重不足，以外部人的身份去核實、預估跨國企業的經營業績，絕非一件易事。
此外，為了打擊跨國企業猖狂的避稅行徑，許多國家都為企業逃避稅設置了反避稅法，對于個人的逃稅行為也以“重罰”相待。例如，在德國，偷稅行為人可能面臨5至100年的牢獄之災。但在我國卻鮮見這樣嚴厲的懲處。據統計，1998年以來，我國每年大概有200到300家企業被正式采取反避稅立案審查，其中有1/3到1/2的企業最終被中國稅務機關進行稅務調整，最終也僅是要求它們補征稅款而已，并沒有做出進一步的處罰。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在引進外資方面急功近利、相互攀比，只求數量，對跨國企業的實際貢獻卻往往不聞不問。寬松的監管環境成為跨國企業得寸進尺地連年逃避稅的溫床。
所以，在我國稅務稽查實力相對較弱的格局下，與其對跨國企業進行全面撒網式的調查，不如針對某些知名企業的惡意避稅行為進行重點突破，并讓它們在聲譽和經濟上付出相應代價，進而能夠在社會上形成警示的效果，是為當前一個有效的監管方式。（作者系上海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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