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名為《關于新形勢下加強民營企業監管的調查和思考》的報告披露，紹興市正醞釀“將對國有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逐步引入民營企業”，采取“成立民營企業黨工委和紀工委”等措施，將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監管日常化、程序化。
據報道，一旦紹興這套針對民企的監管體系建設完畢，意味著共計1369家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的一舉一動都將處于行政部門掌控之中，而且地方政府還將委派“助企指導員”進駐民企，為他們的經營“出謀劃策”。如此看來，政府部門在實際工作上幾乎成為了民企的“董事會”兼“監事會“。遺憾的是，這樣的職能越位結果，必然是職能錯位。試問，如果對上千家企業的監管事必躬親，勢必占據官員們大部分工作時間，他們又如何能夠分身去辦理公共事務？政府部門職責的“錯位”是否反而會給社會帶來更高成本與更低效率？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官員果真能夠如此“天才”地給民企指路嗎？由退休人員和年輕干部組成的指導員隊伍會，其在市場風險預知與企業管理方面的能力會比企業主更強嗎？
對于這些疑問，我們顯然難以得到正面的回答，而紹興當地的一則事例則會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實質。當地某企業建設一個燈飾市場時，門口需要政府鋪設一條人行道。這原本在企業看來是一項十分復雜的過程，但在政府官員進駐后，工程的申報進度大大縮短。該事例似乎表明，只要有“人情”在，政府服務就將會“優化”，這或許是一些紹興民企愿意接納行政干預的重要原由。但問題在于，如果民營企業不愿意接受行政干預，類似的“人行通道”是不是就無法修建了呢？正因此，雖然民企在與政府“攀親”的過程中不得不付出額外的成本，但是卻依然會接受嫁接行政資源。由此，原本就應該由政府無償提供的公共服務，現在反而有可能演變成為官商利益交換的通衢，使得統一的行政職責標準因此而被混淆，最終甚至可能讓腐敗風氣滋生。
事實上，紹興政府對民企的全面監管只是杞人憂天。金融危機的爆發本是市場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民企在行政力量的幫助下或許可以逃避一劫，但絕不可能永遠在政府的“襁褓”中永續經營。而且，時下民企面臨的困境不僅不是行政力量缺位使然，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行政因素在市場運作中演繹過多，才會導致民企發展頻頻受阻。一般而言，市場面對危機會自發產生自救機制，比如融資成本在危機中下降，就能夠幫助企業逐步脫困。而遺憾的是，民企融資難的瓶頸長期無法打破，就是因為金融市場受行政干涉，至今難以形成有效的競爭所致。國內對商業銀行準入的管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業銀行的競爭沖動與業務創新努力。即便在近期偏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引導下，社會流動資金日益充裕，民企也難以分得一杯羹。投放市場的資金多集中流向所謂的“鐵公基”，即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其結果是，在總量經濟數據得到明顯優化的同時，國有資本受到信貸資金的追捧，而多數民企的經營效益卻并未同步、同幅度地好轉。正因此，減少行政約束，開放市場競爭能夠自然地激發起真正的強者，而行政力量根本不具備市場揀選的能力，反而會阻礙競爭潛力的發揮。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民企的數量增長迅猛，并在許多領域挑戰著國企原有的壟斷地位，發揮出積極的“鯰魚效應”。在優勝劣汰機制的作用下，一些國有企業為其效率低下付出了代價，漸次被機制活躍的民企所取代。所以，“適者生存”才是市場經濟的真正法則，這一點與資本性質并無關系。對此，紹興市政府的認識顯然出現了偏差，“將對國有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逐步引入民營企業”的提法，充斥著對傳統國有企業運作模式的褒揚之意，最終不過是讓計劃經濟的烙印復燃。
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政府部門當回歸本位職責，致力于提供市場秩序的維護、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市場無形之手充分發揮調節功效，是為民企長足發展的根本，也是行政部門必須要尊重的規律。(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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