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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機頻發的多事之秋，必然伴隨著各種形形色色的多邊談判機制的復興與嬗變。然而，相比在二十國集團會議、金磚四國會議，7月8日至10日在意大利拉奎那召開的八國集團峰會卻顯示了這個延續了30多年的富國俱樂部在加速步入下降通道，對當今全球經濟事務越來力不從心。正如媒體對本次峰會關注更多的是貝盧斯科尼丑聞般的花絮、而非會議最終出臺的實質性承諾一樣，本屆八國集團峰會達成的成果實在非常有限。
由于次貸危機的暴發深刻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新興市場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其重要性上升到能夠與發達國家群體“掰手腕”的地步，在這一背景下，所謂的八國集團峰會與金磚四國峰會的意義都僅僅局限于一個集團內部而非全球范圍內的博弈，真正具有全球意義的或許是二十國集團會議。然而，二十國集團參與者太多，難以形成集體行動。因此，未來更具意義的多邊談判機制，可能是這次八國集團峰會首創的8+5模式。隨著新興市場大國的加入，八國集團作為傳統全球多邊談判機制的重要性將不斷下降。所以有人走得更遠，認為G8如今算不得什么，未來真正重要的經濟行動要看南半球和東方。
本次八國集團峰會上達成的最重要制度性成果，可能是主要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形成了關于氣候變化的共識與長期承諾，即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幅度不應超過工業化前水平2攝氏度，八國集團將與其他國家一起，到2050年使得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至少降低50%，且屆時發達國家排放量至少降低80%。可是看似如此雄心勃勃的減排方案，卻即刻遭到輿論的廣泛批評，認為其遠遠不夠：第一，參會各國并未明確設定基準年份，即2050年的排放量應該與哪一年的排放量相互比較。基準年份如果向后拖延，就等于放松了對各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約束；第二，本屆峰會并未設定更具實際意義的中期排放目標，即2020年之前的減排目標。中期減排目標的模糊將給今年年底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增添更多變數。更何況長期排放目標對于當前這一代人事實上缺乏約束性，恰如凱恩斯所言，“長期內，我們都死了”；此外，發達國家盡管不愿意給出明確的中期量化減排指標，卻非常熱衷于對新興市場國家提出量化減排要求，這一雙重標準具有鮮明的推卸責任、打壓對手的色彩。
峰會達成的另一項制度性成果，是參會各國支持旨在加強金融監管與建立市場規則的萊切框架，表示將在二十國集團的框架下推動更多國家的參與。萊切框架的核心思路是，為了讓市場獲得可持續的繁榮，在經濟活動中必須遵循正當、誠信、透明的原則。該框架提出在以下五個層面的制度建設：公司監管、市場誠信、金融監管、稅務合作以及宏觀政策與數據的透明性。盡管萊切框架看似無所不包，“一切英雄盡在我轂中”，然而它的最大問題也在于此。由于寬泛，就難以形成具體實施細則；由于缺乏細則，各國達成的承諾就是不可置信的。到未來就每個領域制定具體規范時，相信各國之間還是會經歷非常痛苦的爭吵與角力。這種試圖“畢其功于一役”的XX框架式做法，往往陷入無疾而終的困局。
讓筆者更為關注的，是八國集團峰會對全球危機、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趨勢的認識，因為這一認識背后蘊涵了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結果不出人所料，峰會達成的共識是，危機依然在持續，目前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復蘇趨勢依然非常微弱，不排除未來實體經濟繼續下行的可能性。這一判斷背后的含義自然是，現在還不到全面實施退出策略的時候，各國應該繼續維持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
各國政府的判斷自然具有相當程度的合理性。盡管金融市場從今年3月以來已顯著反彈、金融機構去杠桿化進程告一段落；盡管二季度各主要國家的若干宏觀經濟指標均開始回升，然而全球范圍內的失業依然嚴峻，這就意味著全球范圍內的消費狀況短期內難以得到改善。目前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轉暖更多是拜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所賜，且主要靠政府公共投資引致的投資增加來驅動。一旦擴張性政策的效力消失，而真實市場需求依然一蹶不振，那么全球經濟很可能在V型反彈之后再次下滑，正所謂近看是V，遠看是W。正如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默夫人所言，目前最大的風險是罔顧1929年至1933年大蕭條的教訓，過早實施緊縮性政策從而扼殺了經濟復蘇的“嫩芽”。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這一判斷背后的潛在風險。在次貸危機暴發的兩年時間以來，我們這個狹小的星球上已新增了約5萬億美元的貨幣供應，而且還附加有近5萬億美元的政府支出承諾，而這個星球的GDP不到60萬億美元。我們很難相信，一旦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復蘇，各國政府能夠及時收回流動性以避免通貨膨脹壓力的上升。各國中央銀行都不愿意冒“扼殺經濟復蘇”的風險，這注定了各國央行對通脹壓力的反應是滯后的。何況歷史經驗顯示，在通貨膨脹率顯著上升之前，在空前寬松的信貸環境下，首先會發生一輪資產價格上漲。如果各國央行再繼續恪守“貨幣政策不對資產價格作出反應”的陳舊信條，那么這一輪資產價格的漲跌循環可能是規�？涨暗摹Ｈ绻麘獙Σ划�，我們將先后迎來市場與經濟復蘇——資產價格泡沫——通貨膨脹的洗禮。如果本輪經濟復蘇不是由市場需求驅動的、而是政府刺激計劃驅動的，那么世界經濟可能將面臨短期復蘇、中期滯漲與長期低迷的風險。而這又可能催生更多的形式化且低效率的多邊談判機制。（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