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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次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我們看到全球經濟的力量均衡態勢正在發生轉變，勝者將是那些擁有強大金融影響力、自然資源、有適應和變革能力的國家，而中國是這場變革的核心部分。中國以及整個亞洲，都需要轉變成為以國內需求為導向的更加平衡的經濟體。這不僅需要花費多年時間，還需要培育更深、更廣的資本市場。
世界經濟力量的均衡態勢正在發生轉變，重心逐漸由西方轉至東方。在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里，這種趨勢將一直持續。我認為勝者將是：擁有強大金融影響力的經濟體，比如中國；擁有能源、大宗商品、水或其他自然資源的經濟體，如中東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巴西、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位于溫帶（如北歐）地區的一些國家；第三類勝者將是擁有適應和變革能力的國家。盡管我對于未來幾年英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持謹慎態度，但是這兩個國家都擁有適應和變革的能力。
中國恰恰處于這一轉變的中心。
近年來，我經常反復強調：金融市場一直低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經濟體的變革步伐和幅度，也一直低估了中國、印度、印尼等國迎頭趕上發達國家的潛力。過去一年中，金融市場低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新興經濟體的潛在波動性。商業周期在中國同樣存在。中國經濟在去年下半年明顯減速應被視為中國經濟長期擴張過程的一部分，是符合發展規律的。總體趨勢是上升，但也存在波動性。
自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政府采取的應對政策令人印象深刻。去年夏天，當美國公布減稅計劃時，有人認為該政策需要實現及時性、有針對性、臨時性三個目標，而換種說法或許能更好地描述該政策的目標，即刺激、同步、成功。如果消費者和企業不愿花錢，寬松的財政政策就至關重要。在理想的情況下，政府應當在經濟情況較好時期累積盈余，并在有必要的時候對此加以利用。
當美國和英國等經濟體面臨巨大財政赤字時，中國卻能夠憑借良好的財政狀況推行寬松的政策，這給民眾帶來了信心。盡管信心是最難預測的，但它確實是復蘇的關鍵要素。最近幾個月以來，種種跡象表明金融市場的信心開始恢復。它反映出市場已經走出最低谷，也表明西方國家的利率仍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會保持低位（盡管這點讓不少人擔憂）。然而我們也要警惕另一種危險：市場從極端悲觀走向極端樂觀。區別看待西方和東方國家是非常必要的，但即使是新興市場恢復較早，也不能自鳴得意，因為任何經濟復蘇都存在很多假象。
盡管美英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可能在今年秋天觸底，但失業率在明年全年可能會持續升高。到明年，盡管各國政府政策會刺激經濟的發展，復蘇的過程仍將非常漫長，企業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才能改善財務狀況。亞洲經濟也可能在今年秋天觸底，但是和中國一樣，亞洲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將是促進內需。亞洲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出口額超過其出口總額的60％，這推動了亞洲地區大多數投資項目的發展。亞洲各國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當前的增長缺口，但是在未來幾年中，亞洲亟待實現更強勁的個人消費需求。亞洲的中產階級正在日益興起，如果亞洲在未來十年中能夠產生7.5億個工作機會以滿足這一階級的需要，中產階級會更加強大。
中國對亞洲地區其他國家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大。在本十年階段的早期，中國被亞洲其他經濟體視為競爭威脅，但過去幾年來，這些亞洲國家又視中國為經濟增長的機遇和一個廣大的市場。有鑒于此，我過去將中國描述為羅賓漢式的經濟體。中國的不少做法與羅賓漢的劫富濟貧很相似：通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活動獲得貿易盈余，然后不斷增加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往來。目前，中國與非洲、中東、亞洲其他國家間的貿易量都在上升。
問題是中國會彌補美國留下的缺口嗎？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只能部分地消除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中國消費者會彌補美國消費者留下的缺口嗎？答案也是只能部分彌補。經濟增長率和經濟總量同樣至關重要。目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規模足以說明這一問題：美國經濟總量為14.3萬億美元；日本為4.9萬億美元；中國為4.4萬億美元；德國為3.7萬億美元；英國為2.7萬億美元；俄羅斯為1.7萬億美元；巴西為1.6萬億美元；東盟國家為1.3萬億美元；印度為1.2萬億。美國個人消費總額（約10萬億美元）差不多是中國個人消費總額（約1.6萬億美元）的六至七倍。去年，美國消費總額萎縮了大約1700億美元，而中國的消費總額卻增加了1000億美元。所以，并非說中國消費總額的增長無關緊要，而恰恰是增長的幅度還不夠。
總的來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通過貿易對亞洲其他國家產生直接影響，通過信心增長對他們產生間接影響。
世界經濟需要更加平衡的模式，但是平衡將花費數年時間。全球經濟還需要需求的驅動。從根本上講，全球經濟目前需要需求的拉動，最終需要實現平衡。為實現全球經濟平衡，西方國家，或至少是美國、英國、西班牙等國，應當少消費，多儲蓄。與之相反，中東和亞洲等地區應當少儲蓄，多消費。這看似簡單，實則不然，這需要根本轉變中國和亞洲的增長模式。《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定》沒有規定高儲蓄國家應當承擔責任，實施變革的責任落到了赤字國家身上。這必須要改變。盡管中國和其他高儲蓄國家可能不是當前問題的主要源頭，但他們可以為解決問題貢獻一份力量。
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將扮演重要角色。中國已經幫助實現了區域整合，構建了《清邁倡議》，還和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或加入）了雙邊互換協定。韓國和日本與東盟國家簽訂的多邊互換協定，金額從800億美元上升至1200億美元。
中國對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影響有目共睹。中國對大宗商品的采購與全球的通貨膨脹前景有著直接聯系。前些年我常說，全球CPI指數可以改名為中國物價指數，或者中國出口通貨緊縮指數。在未來數年，考慮到可能比較遲緩的經濟復蘇、不同經濟體中閑置的生產能力、緩和的薪酬壓力等，我不認為在西方國家會出現通貨膨脹。但如果出現，很可能是由較高的商品價格導致，中國的商品需求在此會施展關鍵性的影響。
中國似乎正在推動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但事實上要挑戰美元的地位，人民幣必須可自由兌換，這在短期內還不可能實現。我預期，未來更多國家將針對貿易往來國家的貨幣進行匯率調控。這一因素，以及向增長率較高的新興經濟體增加投資的可能性，都可能造成美元下行的壓力。但是，這一過程可能較為緩慢。（作者系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全球研究部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