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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優越的法律環境,不僅表現在現時有利于外國投資者或境外金融客戶的法律影響,而且還包括這種法律影響能在未來較長時間內的相對穩定,不僅能確立所有權與合同權利,還能讓有關當局與公眾認可,并制約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上海的未來定位既然是國際金融中心,就得積極著手創設一個比倫敦、紐約更為優越的法律環境。金融法治環境這道坎,上海是必須要跨過去的。
上海的未來定位既然是國際金融中心,那就意味著未來在中國,所有境外人民幣,其銀行同業支付最終均需通過各自在中國央行上海總部銀行間劃撥清算系統,由有關貨幣國中介銀行（設在上海的）在中國對之作貸記劃撥;也就是說作“Ｕ形轉彎”。全世界的人和公司都可在上海交易（現貨與期貨）和融資。在上海,誰都可以買到全世界所有公司上市的股票,全世界所有公司股票都可以在這里上市。在上海,擁有包括外資銀行在內的強大商業銀行群體和中國最大的證券交易所。在這里,可以為客戶提供包括銀行、律師、會計、印刷、計算機專家與投資顧問、郵政電訊、航運、保險,以及證券發行和交易等多方面的綜合服務。
從這樣的定位出發,上海就得積極著手創設一個比倫敦、紐約更為優越的法律環境。金融法治環境這道坎,上海是必須要跨過去的。
一個優越的法律環境,不僅表現在現時有利于外國投資者或境外金融客戶的法律影響,而且還包括這種法律影響能在未來較長時間內的相對穩定,至少要使外國投資者或境外金融客戶可以確信,這種法律影響向不利方面轉變的可能性很小或者根本不會出現。法律環境之所以重要,即在于“商賈不離爭利地”,優越的法律環境不僅能確立所有權與合同權利,還能讓有關當局與公眾認可,并制約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商人在優越的法律環境里投資和經營,盈利有法律保障、虧損無無限風險。
根據我國《立法法》,金融基本制度相關立法屬于國家立法保留事項,地方人大只有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才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由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2年曾賦予深圳特別立法權,在經濟特區范圍內組織實施,現上海的地方金融立法權限甚至比深圳還小。破解這道發展中的難題,就只能繞過我國中央和地方立法權限劃分的現行格局這道“坎”,順應時下國際商界趨向于采用非立法方式形成的商事規則的潮流,將未來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辟為一個法律特區。
在這個特區,解決商事糾紛,投訴給具有現代調解或仲裁性質的當時的商事法院,統一適用那些往返于商業交易所在的世界各港口、市場之間的國際商界普遍認同的商事慣例規則。這不僅能為中國社會的老百姓所認同和歡迎,也能為國際社會的商界和商人所認同和歡迎。中國人受儒家“與人為善”傳統文化的思想影響,普遍存在厭訴心態。商人則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無不潛心追逐經濟效益,不愿把視為金錢的時間耗在官司纏身上。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辟為一個法律特區的可行性,應該說是充分的。
對于國際金融中心,有個約定俗成的所指。如稱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實指倫敦城,而非整個倫敦;倫敦城即倫敦市中心方圓1.6平方公里的倫敦金融區。又如,稱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實指以華爾街68號門前的一棵大梧桐樹為標志的紐約金融區。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實指未來建成的上海金融區。所以,我們要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辟為一個法律特區,并非整個上海市。
在法律特區,處理國際商事合同,不適用其他任何國家或地區法律,而是適用國際商會制定和倡導的商事慣例規則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和出版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監管銀行和金融市場則適用“巴塞爾協議”與市場自律規則。當前,上海亟須在國家金融基本制度的統一規范下,繼續發揮各類自律組織的作用和完善其自訂規章,求得充分體現誠實公平、高效穩健和避免利益沖突,以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的自律原則,并進而由國家監管機構統籌各類補償基金（由各自律組織認繳）,對各類金融機構喪失償付能力而受到經濟損失的私人投資者,給予一定補償,使之形成風險有限而非無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市場。市場自律規則的執行力度與傳媒信息的通暢密切相關。發達的傳媒信息也能使違規行為迅速曝光。
在法律特區,可設想以國際商會中國國家委員會（ICC
China）設立的上海仲裁院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國際商事合同爭議。法律特區作為上海的金融區,國家同時在此設立中級人民法院,民商事糾紛向之投訴亦予受理,但堅持中國《合同法》以下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根據仲裁協議向中國仲裁機構或者其他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當事人沒有訂立仲裁協議或者仲裁協議無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辟為一個法律特區,可由中國國家或政府通過立法形式,輔以約定俗成方式使之形成:
第一,中國立法管原則、實質事項與運作程序適用約定的國際商事慣例與商事規則�？梢詫H商會中國國家委員會未來所設的上海仲裁院仲裁大樓建為法律特區的一個標志性建筑。上海仲裁院采用《國際商會調解和仲裁規則》,對其個別條款的規定和附件,可根據實際情況作變通處理。法律特區法律實務從業人員（如仲裁員、律師等）的準入,由國際商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嚴格把關。在中國,應當要求國際商事合同不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一般規定,特別是其有關“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義務”以及“當事人行使權力,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等原則等規定。上海仲裁院對于涉外合同爭議的裁決（不包括與中國無涉的其他國際商事合同爭議的裁決）有違上述原則的,有關當事人可舉證向中國法院起訴,是否成立,由法院判決。
第二,中國立法認可和支持國內與國際層面的各種商事慣例、規則與法律規則、自律規則的推行,支持發生于法律特區的國際商事合同爭議由上海仲裁院仲裁,并允許當事人享有較之中國法律所能提供的更大的保障與便利。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法律特區的形成,需要加強國家公力的介入和政府的協調服務,使得法院解決商事糾紛機制、仲裁院調解仲裁機制,以及自律組織的自治制裁和補救機制得以緊密銜接（包括組織上的、運行制度上的、社會監督上的以及物質基礎上的）與密切配合,并相互為用,落到實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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