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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性組織中,中國第一次和日本平起平坐在亞洲承擔起大國責任,這是迄今為止,在國際金融領域,能夠凸顯中國地位的最典型事例,而日本也加入亞洲大家庭,成為穩定亞洲金融秩序的重要一員。
東盟10國與中日韓（10＋3）三國財長3日發表聯合公報宣布,“10＋3”財長已就區域外匯儲備庫的出資份額、借款方式和監督機制等所有要素達成共識,規模為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將在今年底前正式成立并運作。此舉意味著,“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源于亞洲各國對歷次金融危機、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切身感悟。事實證明,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最終解決,都離不開國際協助和合作,離不開承擔“最后貸款人”職責的國際組織。但由于陳舊的政策框架,苛刻的援助條件和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立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當年處理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拙劣表現使得國際社會對其批評就從未停止過,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本次金融危機中無能的表現更是使得對其的詬病和要求改革的聲浪達到了高峰。
但是,批評和要求改革并不是應對危機最好的辦法,事實上,在歐美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情況下,與其坐以待救,毋寧設計替代方案,成立亞洲區域性的貨幣合作組織成為不得已而又比較現實的一個選擇。其實,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傲慢和苛刻已經逼迫亞洲探索區域內的貨幣合作機制,這個設想后來在2000年5月東盟與中日韓的“10＋3”財長會議達成的“清邁協議”上體現出來。并于2007年5月具體化為建立外匯儲備庫的形式。2009年2月,面對百年不遇的危機,各方又承諾將籌建中的區域外匯儲備庫資金規模由原來的800億美元擴大至1200億美元,至此,亞洲貨幣基金組織初具規模。
從各方承擔的份額看,中國和日本都出資384億美元,占出資比例的32%,韓國出資192億美元占出資比例的16%,而東盟十國總共加起來的出資比例為20%。很明顯,這是一個中日韓主導的完全能夠體現亞洲經濟版圖的出資結構,在國際性組織中,中國第一次和日本平起平坐在亞洲承擔起大國責任,這是迄今為止,在國際金融領域,能夠凸顯中國地位的最典型事例,而日本也加入亞洲大家庭,成為穩定亞洲金融秩序的重要一員,很顯然,這是亞洲一體化的重要努力之一。
但是,對于“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和未來,切莫給予過分的解讀,有分析認為,這是成立“亞元”的晨曲。其實,“亞洲貨幣基金組織”只是一個救急的機構,其宗旨無非是在金融危機不能指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情況下,作為亞洲的自救機構,給流動性困難的國家給予資金幫助,僅此而已,而且,其作用不會超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難以在此基礎上產生所謂的“亞元”。“亞洲貨幣基金組織”是亞洲一體化的努力,但絕對不是“貨幣一體化”的努力。就亞洲的經濟共性而言,除了中日韓等少數經濟體外,尚不具備產生共同貨幣的條件。
但是,不可否認,“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具有外部的推動作用。“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設立,離不開中國的積極推動。鑒于中國扮演的角色和龐大的外匯儲備,料想在“亞洲貨幣基金組織”設計一攬子貨幣和特別提款權的時候,人民幣必將占據體現中國經濟地位的份額。這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并成為國際儲備,顯然具有試點意義。通過“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這個平臺,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人民幣地位的提升,都大有裨益,同時,通過“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也可以整合和提升亞洲在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的話語權,提高亞洲的地位與談判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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