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央行日前的權威說法，典型的通貨緊縮需要具備物價持續下降，信貸和貨幣供應量下降“兩個特征”，“一個伴隨”即經濟衰退，即負增長。據此定義，如溫總理報告所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面和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因此我國經濟不可能出現負增長，這意味著未來我國出現典型通縮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我們權且將這種物價水平負增長態勢定義為非典型通縮吧。而且，筆者認為，針對這種非典型通縮去治理并防范其進一步蔓延，是當前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
從理論上看，保增長、防通縮、促就業這幾個目標應當是同方向變化的，但在我國的經濟現實中，卻可能出現不一致甚至倒掛。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外需大量減少，而國內消費能力短期不足，無法全部實現“出口轉內銷”，因此，我國企業，尤其是中下游企業由于外部需求的急劇衰退而遭遇經營困難，而商業銀行出于風險的考慮放貸更加趨于謹慎。盡管目前我國政府通過巨額的財政支出計劃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由于投資方向基本限于基礎設施、能源資源等上游企業，盡管對GDP帶動作用巨大，但對下游終端消費短期內帶動作用有限，而下游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其在吸納就業方面作用更大。以上分析表明，我國未來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與CPI走勢相背離的情況。
如果對這種通縮狀況不予以遏制的話，一方面,有可能出現通縮自我強化并陷入惡性循環，并對實體經濟帶來損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兩會”提出的全年物價漲幅4%左右目標的完成，如果上半年物價持續在零以下徘徊，那勢必要以下半年的高通脹推動方可完成全年物價目標，而這勢必會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
因此，未來宏觀調控還需將遏制通縮作為重要目標之一。從央行貨幣政策來看，要將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以及“窗口指導”等外部措施的綜合運用，而且各種工具的運用力度應根據實際情況有所區別。就數量型工具來看，盡管當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可降空間依然較大，但由于銀行體系流動性大量堆積，繼續大幅降低準備金率意義不大。因此，目前重要的是把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轉化到實體經濟中去，特別是要流入中小企業、農業等薄弱環節，同時進一步刺激消費，這就需要進一步降低借貸資金成本。盡管央行前期對利率水平多次下調，目前的降息空間不斷減小，但在通縮狀態下，容易出現名義利率較低但實際利率仍高的狀況。所以筆者認為，從防范通縮、挽救經濟的角度出發，進一步調整利率，仍不失為可供央行選擇的途徑之一。就未來貨幣政策趨勢而言，降息應成為央行首選，同時可通過“窗口指導”引導銀行貸款流向、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當然，我國銀行業仍處于轉型期，收入仍然以利差收入為主，利息調整也應當考慮銀行業的承受能力。對于銀行業來說，應當把利差收入的降低轉化為業務轉型的推動力，積極進行業務創新，為企業、居民提供更靈活、更多樣化的融資與服務。例如，對于中小企業業務，可以設立中小企業貸款專營機構，同時積極同政府、行業協會等機構進行合作創新融資方式，積極開展股權質押貸款、無形資產抵押貸款、企業現金管理等業務，發展個人消費信貸等。同時，如果未來繼續進行非對稱降息導致銀行盈利大幅減少，也可考慮采取降低營業稅等方式予以對沖。
還需看到，在外部需求減弱、全球經濟失衡加快調整的大格局下，要遏制通縮、實現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根本上還是要加快以擴大內需為核心的結構調整和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其中關鍵是優化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通過減稅讓利、放松市場管制等措施，進一步激發經濟體的活力和創造能力。聯系到目前呼聲比較高的發放消費券的提議，筆者以為，作為一種短期刺激措施，發放消費券政策不妨一試。但從根本上來講，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貧富差距矛盾突出，再加上醫療、衛生、就業、養老等保障體系尚不完備，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擴大內需只會成為空中樓閣。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次經濟調整的時機，著力于經濟體制機制的理順和完善，進一步完善稅費體制改革，并適當降低納稅主體的整體稅負水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促使消費真正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從而從根本上實現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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