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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04 作者:談儒勇 徐軼人 來源:國際金融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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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三農”問題依然存在。我們認為，“三農”問題的解決，需要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促進農村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通過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供給能力來滿足農村各類主體在生產經營和生活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但是，視野不能僅限于此，否則農村金融改革可能會誤入歧途。
目前，從農村實際看，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主要有兩類：一是單個家庭，他們在黨中央各項支農政策鼓勵下，按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進行小規模的生產；二是各類規模經營者，他們將分散、為數不少的家庭所承包的土地集中起來，統一耕作，比如近年來農村中出現的種植（或養殖）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
在上述兩類主體中，單個家庭由于農業經營規模小，正常情況下不會為了生產經營而向銀行（或信用社）申請貸款。他們的自有資金往往可以滿足生產周期順利運轉的需要，或者通過親友借貸便能滿足小額資金周轉的需要。對這類主體來說，重要的可能不是農業信貸，而是農業保險，因為他們的自身力量往往不能抵御自然界的各種不可抗力對其生產經營的影響。
對第二類主體來說，由于他們采取規模經營的方式，理論上講，銀行愿意與他們打交道，因為他們和分散的農戶相比，在很多方面處于優勢。而這些規模經營者在日常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對資金的需求，確實需要金融機構為之提供相應的服務。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肆虐下，農村金融機構出于防范風險的考慮，加上貸款利率的下調，對本身屬于弱質產業的農業資金支持力度不可避免會有所減弱，如果沒有足夠強的外部力量來消除金融機構對農業信貸風險的顧慮，農業信貸的開展將舉步維艱。從這個角度看，農業保險的引入勢在必行。考慮到保險機構同分散的農戶打交道會存在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較高的交易成本等問題，不妨可以在規模經營者中先行引入農業保險。這樣做，無形中也鼓勵土地流轉，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或集約經營，與中央政策也不謀而合。為了調動商業保險機構開展農業保險的積極性，政府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承擔一部分保費，這將實現保險機構、規模經營者、政府和農村金融機構的“四方共贏”。
具體來說，保險機構可以獲得保費收入，開辟業務新增長點；對規模經營者來說，可以將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降至最低，改變“靠天吃飯”的命運，而且一旦投保，他們在和銀行打交道時地位就會上升；對政府來說，將支農惠農的政策落到實處，是政績的體現；對金融機構來說，這可以將農業信貸的風險有效化解。
農業保險可以助推農業信貸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凡農業保險覆蓋面比較廣的地區，其農業信貸就開展得比較紅火，金融機構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就比較大。從美國的經驗看，正是因為農業保險做得比較好，農業人口盡管比例低，但是憑借規模經營和金融機構強有力的信貸支持，出產的糧食不僅可以養活全部的美國人，而且可以將多余的糧食出口海外。作為一個比較，在2000年，美國可以參加保險的農作物達100余種，而我國只有30個品種；美國農村承保的土地面積占可保面積的76%，65%的農戶都買了農作物保險，可見農業保險在美國是多么普及。再舉一例，上海在國內較早地引入了農業保險，正是由于農業保險的存在，上海農村地區并沒有出現嚴重的“信貸饑渴癥”。作為農業信貸的助推器，農業保險在廣大農村地區的引入，將是農村金融工作中的重要環節。
（作者單位系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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