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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運行中隱藏的風險不能通過常規性的先行指標來反映的情況下，我們對這次危機的任何判斷都再不能局限于以往的經驗。中國經濟下一步應該是在鞏固宏觀調控成果的基礎上，及時、準確地判斷國內外經濟走勢，著力提高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措施投放的精準度與前瞻性。
雖然大幅萎縮的外部需求正緊緊絆住中國經濟復蘇的步伐，但陸續公布的今年1月各項經濟指標顯示，國內生產正在企穩；而隨著輕工業、有色、石化船舶等行業振興規劃的陸續出爐，在充足流動性的支持下，預計宏觀經濟有可能于三、四月見底，并由此轉向復蘇通道。
現在，筆者擔心的不是中國經濟能否實現“保八”的增長目標，而是過于強烈的刺激措施可能帶來的負效應。1月高達1.62萬億元的放貸規模盡管對企業乃至資本市場來說都是重大利好之舉，但對銀行來說則是一把雙刃劍。按市場運營規則，商業銀行在繁榮和蕭條的經濟循環中均扮演著關鍵的破壞性角色：在經濟衰退時通常會惜貸，在經濟繁榮時增加貸款，但中國式銀行貸款模式卻把它顛覆了，其在歷次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均扮演著政策傳導的關鍵性角色，盡管短期成效顯著，但負面效應一點也不容忽視，可能帶來銀行不良資產規模的大幅攀升，進而拖累銀行業的競爭力。
而在擔心過強財政政策的負面影響的同時，更應該冷靜觀察、準確判斷復雜多變的外圍經濟環境。應對看到，制約中國經濟真正復蘇的外部環境依然相當嚴峻，甚至不排除會有更具恐慌性的經濟事件爆發。特別是美歐經濟面臨失控危險，陷入長期蕭條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已有悲觀預計認為美歐經濟今年增長率將下降2%，常規經濟政策工具已失靈。而業已呈現的金融和貿易領域的保護主義壓力正在急速上升，與美歐市場日益聯動的中國經濟既是這波衰退波浪及其負面影響的直接受害者，又被迫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幫助美歐經濟走出困境的積極角色。因此，決策層和主流智庫必須密切關注危機的發展態勢，深入分析其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和影響程度，防止外源性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傳入助推內源性經濟與金融危機爆發。
而從去年中國關于這場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整體判斷來看，筆者的上述擔心未必顯得多余。就在去年九月以前，中國有關經濟部門和不少主流智庫還懷著相對超然的心態注視著華爾街金融風暴的發展和演變，認為中國可以應對甚至能躲過這場金融風暴。當時的判斷依據是基于對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普遍看好以及相對封閉的中國金融機構在這場危機中所受的輕微損失。然而，隨后的經濟形勢變化大大出乎預料：外貿出口自去年11月起連續下跌，今年1月同比下降幅度高達17.5%，大批出口型企業破產，失業人數劇增，消費者信心指數由年初的95.6降為12月的87.3，PPI創下五年來最大月跌幅，通貨緊縮陰影再度出現；特別令人擔心的是，超過66%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使得美歐經濟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是內傷式的沖擊。由于中國出口型企業70%以上的原材料來自國內，出口的巨幅萎縮對國民經濟產生了連帶性的乘數效應，一個出口企業人員的失業有可能導致其他行業兩個甚至更多人員的失業。內傷大于外傷的一個相關指標，是進口下降幅度遠遠大于出口下降幅度，1月進口同比下降43.1%，超過出口同比下降幅度25.6點！
也許是這場由金融衍生品神話破滅引爆的經濟與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與以往任何一次世界經濟與金融危機都大不同的緣故，絕大多數現行指標都未能對這場危機發出正確的預警。而握有全球最多金融資源與經濟決策資源的美國一段時期以來所展現的令人大跌眼鏡的應對水準，既反映了優越感十足的主流經濟學長期以來的自私和短見，更折射出本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復雜與危險程度。
在經濟運行中隱藏的風險不能通過常規性的先行指標來反映的情況下，我們對這次危機的任何判斷都再不能局限于以往的經驗。中國經濟下一步應該是在鞏固宏觀調控成果的基礎上，及時、準確地判斷國內外經濟走勢，著力提高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措施投放的精準度與前瞻性。將困難估計得更大更充分一些，對相關信息的采集應是第一手的并盡可能全面。摒棄宏觀經濟政策刻舟求劍式思維，特別是不能過高估計凱恩斯主義的功效，以飲鴆止渴式的粗放式投資來求得經濟的短期井噴后患無窮。
另一方面，經濟困難時期也是正視經濟結構問題、培育新的競爭優勢的難得時機。既然投資在內需不振，出口面臨全球經濟衰退的約束條件下，對于保增長只有工具性價值，那么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就不應局限于如何使經濟走出目前困境的策略性選擇，而應在冷靜思考制約經濟復蘇條件的基礎上，以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為推手，通過實施一攬子計劃，尋求擴大內需、振興產業和創新科技的有機結合，加快實施經濟從資本與外需驅動的成本推動階段向技術與消費驅動的內生性規模報酬遞增階段的轉變。而在轉型的關鍵時期，必須推動制造業服務化，抓住機遇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以世界級品牌的培育占據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構筑立體化的競爭優勢，以期闖出一條中國式的經濟復蘇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