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當人們不再在餐桌茶余、網絡閑聊中興高采烈地大談股市以及房產價格時,差不多總是金融危機加深并向經濟危機轉變的時候了。經濟危機,意味著大多數個人和家庭收入來源減少,生活支出隨之變得更加謹慎。然而,此時經濟學家的建議以及政府的意志,卻是刺激人們增加消費,最終的結果恐怕是遠遠低于經濟學家和政府的預期。
經濟繁榮時,無論是個人和家庭,還是一個國家和地區,財富預期都是一漲再漲,相互之間的交換與合作都不會非常計較。而一旦面對一場嚴重經濟危機,悲觀情緒和謹慎保守彌漫各個角落時,沒有哪一個國家或地區性經濟體不會變得斤斤計較的。作為政治競爭結果和政治格局平衡人的執政者,也都深深體會到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如若不能確保本國或地區的經濟利益,就沒有其執政地位的保障。這也是為什么說,經濟也許是全球化的,但政治無論如何都首先是國家的,其次才可能是雙邊或多邊的。所以,不管是從經濟角度講,還是出于政治需要與壓力,經濟危機爆發后,都會使各個經濟體的開放度大大下降,貿易保護主義相比經濟繁榮時期會更加普遍和嚴重。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危機,無一不是表現為生產相對過剩、市場需求相對疲軟,此時所有經濟政策的目標無非是怎樣有助于消化過剩的產能,使各種生產要素實現凱恩斯經濟學所說的充分就業,從而走出危機。由此,又有哪個政府不是將自身疲軟的市場首先用于吸收本經濟體的過剩產能呢？特別是,當消耗了巨額當期和未來成本,通過實施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提升的那一點市場需求,更不會輕易首先拿來消化其他經濟體的過剩產能了。何況,這期間還有來自經濟體內部各方的巨大政治壓力。此時,各類貿易和非貿易壁壘不變得更加森嚴,豈非咄咄怪事？
如果是那種傳統社會里以商品短缺為突出特點的經濟危機,高漲的市場需求導致了難以容忍的通貨膨脹,那特定經濟體會對其他經濟體的商品有著強大的進口需求,但各個經濟體很可能對各自的商品出口予以嚴格限制。比如,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有些經濟體對糧食出口的限制。但此時,不管政府如何實行貿易限制政策,只要境外價格高于本土,生產商和出口商畢竟還是有著一定出口傾向。只是在現代過剩型經濟危機下,生產商和政府卻具有同樣強烈的排斥進口傾向。
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商品交換空間范圍強勁延展,以致經濟趨于全球化。然而當市場需求跟不上產能擴張的速度,或者市場需求突然大幅下降時,市場在全球范圍內會驟然割裂并相互防范,貿易保護主義氣氛濃烈,導致經濟產生“去全球化”現象。
問題是,正如過去30多年來,發達經濟體通過跨國公司的方式,相互之間以及通過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大量直接投資重新配置其全球產業鏈,新興市場經濟體則通過快速增長的出口對發達經濟體的滲入,已使全球經濟聯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廣泛和緊密。因而,當眼下正在經歷嚴重經濟危機時,一味任由貿易保護主義蔓延肆虐,也許能夠見效一時,但終久無助于各個經濟體盡快擺脫危機。這一共同的經濟壓力,必然迫使各國政府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到多邊議事圓桌上來,通過全球范圍內各主要政治力量的角逐和妥協,共同尋求經濟困境的解決方案。這可能是包括此次危機在內的今后所有較為嚴重的經濟危機,都不得不遵循的最終解決之道。
這說明,無論是當前正在惡化的危機,還是今后可能的經濟危機,首先應該正視的是,貿易保護主義在一段時間內的抬頭是不可能避免的。而當不斷升級的保護主義不能有效地使單個經濟體擺脫危機時,最終還得借助全球多邊政治協調機制。
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較大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在一段時期內仍是一個現實選擇,即使這次經濟危機顯示出了這一選擇的脆弱性和適當調整的極大必要性,也不可能大幅度放棄,因而在應對當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中國在確定政策時,首先應當保持本國進出口政策的適當靈活性,一段時間內對本土市場該予以保護的,就必須毫不猶豫地保護。其次,絕不能對發達經濟體的貿易政策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能盡可能多地考慮增進本國利益的對策。第三,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各界在各類雙邊和多邊國際場合都應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決倡導和主張貿易自由主義。最后,必須積極適當地參與各類雙邊和多邊政治協商,爭取增強對調整和改革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組織、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話語權和參與力量。
如果能夠以此態度和策略認知與應對當前經濟危機,不僅能夠盡最大可能地減輕全球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也有利于抑制全球危機的惡化。畢竟,確保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是對全球經濟政治穩定和諧的重大貢獻。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