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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新秩序喊了多年，2009年是一個深入推進的最佳時機。或許是金融海嘯“教育”了各國領導人，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正成為共識。
美國總統奧巴馬終于怒了。就在奧巴馬政府提出的8000億美元刺激經濟方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白宮還打算再提出數千億美元的配套來拯救銀行業的時候，爆出了令其尷尬的消息：華爾街金融機構去年底竟然把政府提供的拯救基金，當作年終分紅分發給職員，總額多達184億美元，相當于2004年金融業鼎盛期的水平。奧巴馬火冒三丈，1月29日公開抨擊華爾街金融高管“無恥”，并要求它們“拿出一點節制，拿出一點自律，拿出一點責任感”。副總統拜登說得更狠：“任何有感覺的人都會感到生氣，我很想把這些人扔進禁閉室。”
全球化時代，我們已深刻體認到：華爾街的貪婪不只是華爾街人的事情，甚至不只是美國人的事情，它很可能會影響到世界每一個與其相關聯的角落。再樂觀的人也會明白：指望言辭上的譴責就能迫使貪婪成性的華爾街突然間懂得自律與節制，未免有些一廂情愿。重要的命題是：既然奧巴馬總統已經認識到美國金融機構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節制、缺乏自律、缺乏責任感，那么怎樣通過金融模式的調整與改革，以合格的監管體制推動其產生道德？沒有這個根本，光是大把大把往金融機構砸錢，很可能陷入無底洞，最終把奧巴馬政府自己也陷進泥潭。
幾乎就在同時，奧巴馬應該也聽到了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總理的批評聲音。1月28日達沃斯經濟論壇開幕當天，中國總理溫家寶和俄羅斯總理普京不約而同地對美國經濟模式予以尖銳批評，被解讀為“中俄領導人共同給美國上了一堂經濟課”。溫家寶不點名地批評美國金融機構缺乏自律，盲目追求利潤；政府對金融行業監管失敗，導致金融衍生品泛濫成災。普京也直截了當地批評說，美國現有的金融體制已經失��；由于監管體制建立在不健全的條例之上，所以無法發現問題，結果使金融危機更加深重。
或許是金融海嘯“教育”了各國領導人，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正成為共識。溫家寶總理早在莫斯科出席中俄經濟高峰論壇時就建議，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監管標準、預警系統和風險防范體系，特別要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國的監管。英國首相布朗1月30日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說，應結束全球金融監管機制缺位的局面，制定預防危機發生的措施，而不只是在危機發生后才尋求解決辦法。德國總理默克爾當天更直接提議：國際社會應制定一個全球經濟秩序“憲章”，并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那樣，在這次金融危機后成立一個“聯合國經濟理事會”。
各國對于共同“看管好”世界金融巨頭們表現出了很大興趣，但作為重要當事人的美國，似乎對這種國際性金融監管缺乏必要的興致。盡管《紐約時報》引述奧巴馬政府官員的話說，美國現有金融監管體系將面臨大調整，但尚沒有看到鮮明的具體措施。給人的總體感覺是：美國只想聚焦于目前的危機，找出解決的辦法，而并不愿意對金融體系進行根本的改變。正因如此，近日有新加坡媒體發表社論認為，美國至今為止的表現，依然是不愿承認自己的經濟模式有嚴重缺陷，給人以諱病忌醫的印象。
這種熱情與冷淡的落差，令國際性金融監管怎樣才能進入實施軌道，被無情地劃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國際金融新秩序喊了多年，2009年是一個深入推進的最佳時機。實事求是地講，另立攤子成立單獨的國際監管機構有很多困難，作為現有國際金融市場體制最大受益者的美國也必然會充滿抵制，最大的可能是對布雷頓森林體系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進行國際金融體制方面的改革，加強其對國際金融的監管和監督，并制定全球通行的金融監管標準。獨立的國際組織似乎很緊迫，但更核心的內容是：要改變20世紀以來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主導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的這種利益格局，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參加這種新國際金融秩序建立的對話和談判，一起來制定國際金融市場新秩序的游戲規則。借機形成一個相對“溫和”的新國際金融體系，也是國際局勢從“一超”轉向“多極”的客觀需求。
將于4月份在倫敦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被寄予了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和金融監管的厚望。而在此之前，各國除了守好自己的攤，加強自身安全防范與金融監管之外，最重要的是調試心理———在有妥協也必會有所得中接受一場國際金融秩序的必須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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