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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國家發改委和廣東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2008年-2020年《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這是指導珠三角未來十幾年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對于珠三角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中央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把珠三角區域發展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更具有全局性意義。30年前,中央給予廣東“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八個字,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闖出了一條新路”;30年后的今天,中央又讓珠三角“科學發展,先行先試”,賦予珠三角更大的自主權,就是讓珠三角再次擔當起改革開放排頭兵、試驗田的重任,在當前面臨經濟下滑的威脅、改革進入瓶頸期的時候,為全國的改革開放、制度與產業升級,再闖出一條突破改革深水區的新路來。
如果用一個字概括綱要的精神,那就是“新”字。早在2008年7月19日,溫家寶總理蒞臨廣東視察指導工作期間,在聽取廣東省工作匯報后指出:“汪洋同志提到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問題,這是個好建議。珠三角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處在新的發展階段,面臨新的內外環境,需要有新規劃、新目標,引導這一地區在新起點上實現新發展�！睖乜偫硪贿B用了六個“新”寄望珠三角改革開放尋找新的突破。綱要的頒布,進一步將這一“新”字落到了實處:珠三角將獲得更大自主權,不但可以試行省直管縣的體制,而且還實行審批管理“零收費”制度。珠三角將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粵港澳將建大都會圈。通過加快珠三角的改革開放,推動產業升級,重新定位為“科學發展模式試驗區、深化改革先行區、擴大開放的重要國際門戶、世界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全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當年的改革先鋒深圳,也將重新點燃改革熱情,“經濟特區特別是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要制定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有序推進改革,允許在攻克改革難題上先行先試,率先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
歷史為什么又一次選擇了珠三角？珠三角的成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而如今珠三角所面臨的瓶頸和問題同樣也是中國的問題。經歷了30年的高速發展,珠三角經濟社會發展進入轉型期,以前靠“三來一補”享受全球化產業鏈低端收益的方式已經很難持續。在當前全球金融海嘯、中國經濟面臨下滑威脅的大環境下,珠三角經濟增長方式的局限也進一步顯露:資源、環境、人力成本的約束日益趨緊、經濟社會發展不夠協調、政治法律體制有待完善等深層次矛盾更加突出。此時,轉變發展方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已經成為眼下最迫切的問題。
中央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要實現產業升級,絕不單單是依靠企業就能完成的。眾所周知,珠三角的外向型企業多數都是靠做代工來獲得低端的那一丁點利潤。為什么我們給國際名牌做代工可以,而產業升級自己做品牌就不行呢？代工做得好,說明產業升級的瓶頸不在企業這個層面,而是因為我們缺乏一個健康的機制,缺乏一個公正的、有監督的、法治的宏觀環境。要進行產業升級,更主要的還是要靠法治、行政服務、金融及信用體系等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完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改革必須進入一系列政治體制的深水區。
而選擇廣東擔當這個突破深水區重任的先鋒,也絕非偶然。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廣東從來不缺乏突破禁區的勇氣,改革初期,廣東有任仲夷、吳南生、梁湘、袁庚這樣的闖將;到了上世紀90年代,廣東也在不斷嘗試政治體制改革,從李灝的政治改革設想到于幼軍的行政三分設計、從袁庚的蛇口民主試驗到基層民主選舉、從省人大的政府重大決策事項必須通過人大到廣州市人大的代表通過提案政府必須執行的決定,廣東的政治體制改革都走在全國前列。更重要的是,廣東民間社會的民主意識和權利自覺也走在前面,廣東的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小區居民維權、農村基層直選都相當活躍,所有這些,都為進入深水區的體制改革做好了思想的鋪墊。還有,由于毗鄰港澳,由開放促改革的推力也很明顯,這也是此次綱要力推粵港澳大都會圈的深意所在。
珠三角再次擔當起改革開放排頭兵、試驗田的重任,在當前面臨經濟下滑的威脅、改革進入瓶頸期的時候,為全國的改革開放、制度與產業升級,再闖出一條突破改革深水區的新路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