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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周期、存貨周期、資本性支出周期、證券市場負財富效應等多周期因素疊加以及受外部沖擊，這一輪經濟增速下滑將持續兩到三年。在這段時間，中國經濟將呈L型走勢。比周期性下滑更嚴峻的挑戰是，中國長期增長動力的衰退。2008年中國人均GDP第一次突破3000美元，開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多周期疊加造成經濟L型增長
存貨是衡量企業產品供給是否過剩的重要標志之一，每當企業的存貨增長達到一個相對高點的時候，經濟將進入下行周期。20年來，中國企業的存貨增長率出現過三個高點。第一個高點是1996年，產成品資金占用增速達26％，之后是一輪經濟增速下滑；第二個高點是2004年，存貨增長率超過25%，伴隨著工業增加值的下滑；今年三季度，工業產成品資金占用增速升到28.5%，證明本次經濟下滑要比以前兩次更嚴重。觀察存貨周期是否結束的一個重要先行指標是工業企業用電量是否開始回升，這恐怕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城市居民的財產構建周期，即房地產周期也處于調整階段。2008年前9個月商品房和住宅銷售同比下降15%以上，商品房空置面積今年前9個月增長10.2%。根據現有的存量房與月銷售速度推測，存量房消化需要2～3年以上。
企業設備投資既是決定未來產能的標志，同時也是拉動投資需求的重要因素。2005年到2008年，中國的工業企業設備投資總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始終保持在41%以上，遠高于2005年以前30%和40%之間的水平。連續4年的設備投資高速增長，已經造成中國企業產能的大量增加。受工業利潤增速下滑影響，2009年工業投資增速下滑速度會更快。在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中國這一輪產能過剩的調整時間應該在3年以上。
除了實體經濟的下行周期之外，中國的資本市場也處于前所未有的熊市之中。證券市場的“負財富效應”嚴重影響了居民購房、購車以及其他高端消費需求。一般而言，證券市場“正財富效應”只有在牛市后期才會出現，假設2009年下半年出現牛市，產生刺激消費的財富效應也是2010年的事情。
除了多重周期疊加造成的經濟增速下滑，中國還面臨著嚴峻的外部沖擊。有關研究表明，全球GDP變動1%，約影響我國出口近5%。如果2009年世界經濟增長比2008年下滑1.5個百分點，就會造成我出口增速回落7.5個百分點，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預測更加嚴重。
面臨著多周期重疊與外部沖擊，中國政府開始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出臺了4萬億的擴張投資計劃，但是每年不足2萬億的基礎設施投資相對于2008年17萬億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而言并不算大，考慮到地產投資和工業企業廠房設備投資的回落，以及出口增速的下滑，2009年GDP增速跟前兩年的增長率鏈接，將呈現L型增長。
增長動力衰退與“中等收入陷阱”
從1978年開始，我國實施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術和資源背景下，就造成了財富增長的飛躍——這個可以抽象地概括為“斯密增長”：增長的動力源(600405,股吧)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系逐漸建立健全，中國通過引進外資、引進成熟技術、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手段，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長率——這階段的增長叫做“庫茲涅茲增長”：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于人口、資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結構從農業生產為主的導向制造業和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改變。
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變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據統計，2002-2007年，我國GDP實際增長67%，能源消耗總量增長75%，這種高能耗的增長動力無法持續。從人口紅利來看，中國經濟活動人口比在2005年就已經達到一個高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在2004年就已經出現；老年人口撫養比今年達到一個歷史性低點，未來將顯著提升。為了保持糧食安全，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帶來GDP增長的所謂“土地紅利”釋放速度也將顯著放緩。
恰好在這一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歷史證明這個階段是中等收入國家能否完成產業升級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敏感階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亞洲的馬來西亞，上世紀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過大造成內需增長緩慢、城市化進程出現大量的貧民窟、金融風險造成國家財富損失、一般制造業向高端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升級過程中出現不可跨越的障礙等原因，至今仍然掙扎在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上。
中國的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和韓國則花了不到20年的時間，就成功進入了高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韓國的突破方向是制造業產業升級、娛樂服務業崛起。新加坡服務業起的作用比較大。
轉變增長模式釋放經濟活力
面臨著內憂外患，以及長期增長動力衰減的挑戰，在執行反周期政策的同時，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力度：重視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當務之急是破除對“凱恩斯主義思想”和西方“貨幣主義思想”的崇拜，認真回顧一下馬克思的社會財富再分配理論、供給學派理論，并借鑒美國上世紀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時期的經濟調控思想，適當把政策的著力點轉向供給方面。
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主義政策實際上是造成90年代美國經濟空前繁榮的基礎。為了釋放經濟活力，里根政府采納“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大幅度減稅；放松對航空、電信、電力、運輸等行業的管制，取消市場準入的禁令，打破了以前的行政壟斷。里根時代的政策不僅從制度上釋放了經濟活力，而且奠定了美元的全球化擴張模式。
對于中國而言，應該盡快降低個人所得稅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費增長；降低企業稅收負擔，激發企業家創新精神；進一步促進城鄉勞動力流動，允許勞動用工制度更具彈性和靈活性，減少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壓力；深化市場機制改革，減少壟斷、放松管制，釋放經濟活力。
從長期來看，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還是十分樂觀的。與拉美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政治穩定、金融穩定，具有較強的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目前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速已經顯著高于國外跨國公司，并且中國的制造業升級速度正在加快。與上世紀70年代不同的背景是，中國在互聯網信息技術革命之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術突破的前夜跨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敏感階段，產業轉型的空間十分廣闊。同時，從45%左右的城市化率來看，我國的人口集中還沒有完成，社會服務業發展空間也十分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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