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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剛公布的十項促進經濟增長措施，較之此前內外部的各方面或明或暗的猜測，無論在力度、內容、針對性等各個方面，均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以投資促內需也仍是主線。
十項政策舉措的新意頗多
有必要提及的是，這十項舉措所覆蓋的領域顯然經過深思熟慮與仔細權衡。經過排列組合之后，大體上可劃分為民生（建設保障性住房、加快醫療、教育發展）、基建（農村基礎設施、鐵路、公路和機場）、環保（加強生態環境建設、水處理）、災后重建等四大領域，確實涵蓋了當前國內各階層民眾所關注的諸多焦點。而上述領域也正屬于傳統上欠賬多、包袱重、麻煩也多的“硬骨頭”集合。
從這個角度看，短期內、大力度的資金集中投入，將很可能有助于快速軟化問題癥結，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一攬子”解決部分歷史積欠的問題，兩級政府所統籌的資金用途適度聚焦，也會更好地保障有關投資資金用度的基本效率。
此外，近期政策的差別化特征仍然鮮明。既有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又有針對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工作的重點區域投資計劃。通過體現區域差別、主體差別，更明確了對資金流向的指導方向，避免了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問題，更便于各類市場主體各取所需、各展所長。
就此而言，倘若各省區市和各有關部門能夠再對差別化宏觀政策在中觀層面適度加以細化，則將更有利于微觀主體體認各自角色地位并更有信心地投入資本。
面臨的困難不宜低估
需要提醒的是，各方似乎對有關政策的內容和特點關注相當有限，多數只是對字面上“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的執行方針更感興趣。尤其是“快”和“重”的提法，更是在證券市場直接引發了迅速而強烈的反應。
需要提醒的是，從目前的經濟危局出發，實在還不到再次集體狂歡的時候，對相關政策的短期效力抱有過高期待并不合適。
首先，外圍經濟減速仍然明顯。美國10月份失業率已升至6.5%，創14年來新高。同時，其他OECD國家也一致調低了對經濟增速的預期……主要發達經濟體都正面臨嚴重的經濟放緩。這暗示，下階段依賴外需的新興經濟體要承受更長時間的衰退困擾。
其次，中國經濟下滑的速度也超出預期。10月CPI（消費物價指數）已經連續9個月下滑，至4%，同期，中國采購經理人指數下降6.6個百分點，新出口訂單指數下降7.4個百分點，均創三年來新低，說明宏觀經濟在內外部都面臨著供過于求的窘境。更麻煩的是，上個月居民儲蓄存款竟突增21.1%，創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
綜合各方面要素來看，中國當前經濟環境較十年前更加嚴峻。從此出發再來評估即期的投資計劃———“今年四季度先增加中央投資1000億元，明年災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約4000億元”，已難言力道充足，更遑論這些資金還要被分散到各個領域之中。
下階段政策宜積極與各類型資本互動
顯然，要扭轉群體信心、保障政策效果，關鍵問題即在于盡快落實“2010年底前4萬億元資金”的來源。
政府當然是重要的投資主體。從負債能力考量，明年增發一定規模國債當無問題。但據估算，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主動負債投資規模將在1萬億至2萬億上下，其余資金仍有賴其他類型主體。這樣，強調動員個人、企業、外資等資本主體“會戰內需”的必要性凸顯。
筆者以為，僅有中央層面推動地方并由政府主導的“十項舉措”是不足夠的，要帶動其他各類投資主體投資熱情、激活存量儲蓄，有必要適度調整前期高企的部分產業壁壘、投資資格限制等，如對鐵路、醫療、環保等領域的投資、運營就可考慮引入多元資本。在保持國有控制力前提下，與社會資本分享投資機遇。
在此基礎上，搭配“合理擴大信貸規模”下并購貸款等的具體的融資激勵政策，或能更好發揮“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效力。
要達此目的，首先建議各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宜進一步細化“服務型政府”建設規制，以更好滿足個人、企業主、外國投資者等各類投資主體的多元訴求；其次，各地方政府宜盡早出臺結合本地資源、生態、產業等稟賦實際的重點投資激勵政策，盡早改善土地財政的不良聲譽，直接推動地方經濟增長模式升級；各行業主管部門則可考慮逐步出臺具體行業的指導性投資指引，根據新形勢調整進入審批或備案流程，用“放水養魚”方式間接糾正少數壟斷主體“竭澤而漁”。
眾所周知，社會經濟是個典型的信心游戲，吸引更多的人、機構等主體樂觀地消費、投資、貿易，是服務型政府行政的基本邏輯。“飛人”邁克爾·喬丹說過，“能力可以贏得比賽，但團隊才能獲得冠軍”，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早點放手讓那些躍躍欲試已久的體制外“玩家”們陸續進入心儀已久的投資領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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