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評價改革開放成績的思路亟須從出口和增長數據轉換到以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居民能否從增長中獲得實惠這一點上來。盡管宏觀調控重點可能從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貨膨脹讓位于通過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來保障經濟增長，但通過本幣升值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這一點必須堅定不移。
自7月16日至奧運會開幕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趨勢明顯放緩，出現了匯改以來最長時間下挫。導致人民幣升值速度放緩的主要原因，各方已經分析了不少，歸納起來，大致是三點：
第一，出口和貿易順差實際增速下降減緩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出口的實際增速從去年的24%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3%。今年上半年的貿易順差同比下降11.8%，凈減少132億美元。國際收支失衡的改善減緩了人民幣升值壓力。
第二，資本管制力度的加強遏制了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入。7月14日起，外管局、商務部和海關總署開始對出口收匯結匯實施聯網核查管理。同日起，外管局也加強了對出口預收貨款與進口延期付款的管理與監測。7月18日起，發改委發布了《進一步加強和規范外商投資項目管理的通知》，嚴防外匯資金通過FDI渠道的異常流入。6月18日起，外管局出臺了“報送非居民人民幣賬戶數據”的有關規定，加強了對非居民八類人民幣賬戶的統計與監測。
第三，從去年8月起，央行在上調人民幣法定存款準備金時，要求全國性商業銀行以美元繳納新增的法定存款準備金。這降低了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同時也減輕了中央銀行的對沖壓力。例如，今年6月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僅為119億美元。但考慮到央行在6月份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了1個百分點，加上商業銀行以美元繳納人民幣法定存款準備金因素，則6月中國外匯資金整體流入仍將達到550億美元以上。
筆者以為，除了以上三大原因外，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即央行在宏觀調控思路可能轉變的前提下，加大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即在市場上買入更多的美元（出售更多的人民幣），從而人為制造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雙向波動。由于宏觀調控重點從防止通貨膨脹轉變為防止經濟下滑，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貨膨脹的操作手法，可能讓位于通過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來保障經濟增長。
然而，堅定不移地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初衷不能變，也不該變。
目前國內反對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主要觀點是，人民幣升值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出口行業，中國貿易順差的下降將拖累整體經濟增長，導致就業壓力加大，影響社會穩定。確實，中國出口下滑跡象已相當明顯，但預料中的失業率上升卻遲遲沒有出現。這一方面說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可能超過了我們的預期；另一方面說明中國出口行業正在產業調整和結構性升級之中。低附加值和高污染高能耗的出口企業倒閉之日，正是高附加值強競爭力的出口企業兼并擴張之時。
再看數據，即使今年上半年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為負，中國GDP同比增長仍高達10.4%，產出缺口仍然為正。表明在凈出口下降的同時，內需的有效增長依然能夠保障GDP平穩較快增長。所以，如果僅僅因為出口下滑就改變我們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初衷，不免有葉公好龍之嫌。
我們再不能以并不厚實的國力去補貼發達國家了。通過人為壓低匯率、利率、能源、勞動力價格，以及以罔顧環境成本及透支子孫后代的福利為代價，中國的確通過刺激出口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是由于要素價格被壓低，中國每增加一美元出口，就等于向美國人補貼了若干美分。中國進口的石油和鐵礦石，很大一部分最終被發達國家居民所消費。好處被別人占盡，而罵名卻由自己來背。況且，從本質上而言，中國是以出售寶貴的實物資源為代價，換回了以美元儲備為代表的賬面資產。
如果這些賬面資產的購買力能夠保持穩定，中國能隨時用外匯儲備購買急需的外國產品，這種交易還勉強能夠令人接受。但次貸危機爆發后，華盛頓選擇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寬松貨幣政策來應對，美元以及美元資產幾乎不可能維持價格穩定，大幅貶值已成必然趨勢。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向存款性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了自美聯儲誕生以來所有危機時刻的水平。隨著更多中小州立銀行的破產倒閉，隨著兩房危機的深化與擴展，隨著3000億美元住房重組計劃的實施，美聯儲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的時間似乎越來越遙遠，在此之前，美元貶值，美國國債與機構債信用等級的下調以及市場價值的下跌，似乎越來越難避免。
在此背景下，以壓低各種成本為代價向發達國家輸出實體資源與商品，換回的外匯儲備卻在一路縮水的局面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誠如宋國青教授所言，與其用廉價的紡織品出口去補貼外國人并換回不斷縮水的美元資產，不如國家用財政資金向出口企業收購紡織品，并發放給地震災區的居民（出口轉內銷）。
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們評價改革開放成績的思路亟須從出口和增長數據轉換到以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中國居民能否從增長中獲得實惠這一點上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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