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起步于1994年勞動法頒布后，屈指算來已經恍然15年了。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工會組織按照雄心勃勃的計劃，開始大范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遼陽和洛陽等地已經獲得了突破性進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作為一項涉及全局的制度建設，目前應該防止兩種傾向：盲目樂觀和拔苗助長。
首先要防止盲目樂觀。一些工會和企業界人士表示，如果僅僅簽署一個沒有多大強制執行力的協議，照搬一項制度而言，困難并非無法克服。但是，我國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最終目的不是要在企業中建立一個空殼。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0年已經發布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但是，直至今天，都缺乏一套可以在較大范圍內有效“復制”的經驗。此時，有必要重溫一句經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之舉，面臨著一個又一個懸而未決的制度障礙。以政府一直呼吁的建立現代企業會計制度為例，即便對于一些受到嚴厲監管的中國上市公司而言，做假賬也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在企業經濟數字失真和真實財務狀況保密的情況下，希望通過集體協商的方法，將企業的效益和工人工資待遇掛鉤的制度設計，似乎缺乏堅實的基礎。
同時，由工會代表工人和企業方進行工資協商，解決了工人個體和企業談判過程中力量懸殊的問題，這種方法受到了工人們的擁護。但是，我國自國有企業改制以來的歷史和現狀使人們有理由懷疑，現在的各級工會組織能否真正維護職工利益。從數字上看，我國工會組織規模不斷壯大，工會會員不斷增多，但是會員對工會組織的信任度和忠誠度卻是一個未知數。
從我國目前集體工資協商工作開展比較順利的洛陽、遼陽兩市來開，工會都是在當地政府全力支持下，才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是從國際經驗來看，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工資增長方面都盡可能避免采用行政手段，而交給市場去調控。因為，在政府意志影響下推行的工資增長，往往會出現超出政府預料的負面效果。
其次要防止拔苗助長。對于勢在必行的工資集體協商而言，目前已經走出了堅實的一步，社會各方對此懷有更高的期待。許多省份都已經提出明確目標，制訂了階段性計劃，并發出通知，要求在某個時間點以前完成相應范圍的覆蓋。這種迫切的心情，顯示了工會組織在推廣工資集體協商中的積極姿態，但是如果注重速度忽視質量，將不利于這項制度深入持久地實施。這一牽扯多方利益的制度建設，僅僅依靠工會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更多部門的參與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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