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顯然是不尋常的一年，全球的不同經濟體以相同抑或不同的劇情面臨了共同的巨大挑戰。當次貸危機無情地懲罰了全球金融市場對于風險的過度偏好之時，石油和農產品(000061,股吧)推動的通貨膨脹在全球范圍內開始蔓延。內部的結構性疾患遭遇外部環境的冷熱變化，一些本來表現優異的發展中經濟體出現了不穩定的跡象，甚至是動蕩和危機。
在風險四伏的國際經濟大幕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中國在2008年的挑戰異常艱巨、前所未遇：一方面，低通脹高增長的時代似乎正在和人們依依惜別，“高成本時代”似乎正在來臨，治理通脹已經成為第一要務；另一方面，經濟過度減速的風險也開始隱現，保持經濟穩定同樣至關重要。在挑戰和難題面前，政策選擇，以及基于政策選擇之上的政策組合考驗著中國決策者的智慧、決心和勇氣。《第一財經日報》即日起推出治理中國通貨膨脹特別系列評論，在國際經濟大背景下，力圖全息梳理中國治理通脹的政策選擇和政策組合，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在將通脹預測值調高至6%~6.5%的基礎上，可以作一定的分解：將其中5%左右確定為當年通脹的預測目標，而余下的1%~1.5%可以被確定為要素市場化改革預留空間。這樣有助于在傳達治理通脹的堅定決心的同時，有序漸進地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亞洲的決策者和金融當局忙碌地應對著持續攀升的通貨膨脹。全球性的石油和農產品價格上漲點燃了這輪通脹的引信，并將其傳遞到一個又一個經濟體。
治理通脹是第一要務
曾經在過去若干年中對全球遠離通貨膨脹貢獻卓著的中國，從去年開始上演了新的劇情。在本世紀以來的8年中，除了少數例外，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成功地拉低了亞洲10個經濟體（印度、泰國、韓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的總體通脹率，然而，從2007年中期開始，中國的通脹率開始持續拉高這10個經濟體的通脹率。
中國面臨的挑戰無疑是艱巨的，至少來自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能否制服通貨膨脹這頭怪獸？如果不能，后果將是災難性的，通脹的失控和預期相互推波助瀾，如若再加上一些不確定因素或者外部沖擊，會將一個經濟體推向崩潰的邊緣。其次，如何實現治理通貨膨脹和維持經濟增長的精巧平衡？治理通脹必定會損及當期的經濟增長，不論程度如何，而增長對于中國至關重要。如若沒有掌握好平衡，治理通脹可能會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進一步加劇中國經濟減速的速率，這也就是一些學者提出的所謂“滯脹”擔憂（雖然“滯脹”這個概念放在這里未必符合其經濟學含義），并中斷/暫時中斷中國維持了若干年的持續快速經濟增長。
因此，尋找一個恰當精巧的政策組合、并“在合適的時機做合適的事”就成為眼下宏觀政策制定者的最大難題。
求解這個巨大的難題，至少需要具備以下一組條件：第一，前瞻性地、恰當地對經濟形勢形成準確的判斷；第二，充分識別通脹的根源和特征，對癥下藥；第三，對整體經濟和宏觀政策的復雜局面和相互關系有充分的了解，要將對一項政策效果的評估，置于更大的宏觀背景和經濟全局下檢視，同時要實現各項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以上的三個條件，如若不是困難重重，也是任務艱巨。
中國最高決策層在最近的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到，宏觀經濟政策要重視“前瞻性”。事實上，各項宏觀政策都面臨“時滯”的困擾，一個最糟糕的局面是，當一項經濟政策度過“時滯”階段開始發揮效果時，宏觀經濟狀況剛好/早已發生了臨界的逆轉，彼時，這項政策就會很不幸地成為“疊加過熱”或“疊加降溫”的助推器。前瞻的眼光有助于避免出現這樣的局面。同時，動態、迅速基于時勢的變化而調整判斷，對于前瞻性的政策也不可或缺。
應當說，在目前的局面下，所謂“雙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物價結構性上漲轉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表述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一方面，治理通貨膨脹已經成為第一要務。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5月9日的陸家嘴(600663,股吧)論壇上首次提出了“反通脹”的說法，貨幣當局對通脹的正式宣戰同時意味著，通脹已經不是風險，而是現實。另一方面，“保持經濟穩定”也被最近的這次經濟會議提上議事日程。保持經濟穩定包含了“防止經濟大起大落”的內容，而維持經濟“適度增長”
（8%~10%）是維持經濟穩定的重要條件。所謂“適度”就意味著GDP增長，既排除了“過熱”的可能，也表明政府要努力避免出現“滯脹”的局面。
“庖丁解牛”研究通脹
在這個“多重迷局”里，治理通脹是關鍵。因為這是最大風險的來源之處，容忍通脹、貽誤戰機將會付出慘痛的代價，越南的案例是這個故事的最新演繹。治理來自兩個前提：第一，對于通脹的機理和內部結構有“庖丁解牛”般的細致和精巧分析。第二，在此基礎上，形成對通脹的總體局面和水平的準確評估。
對于通脹機理和特征的“庖丁解牛”般的分析是治理通脹的基礎。我們認為：首先，當前的通脹屬成本推動型，不同于1988年和1993年的需求拉動型通脹。成本推動的因素很多：市場和政策推動勞動成本上升，國家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推動資源成本上升，國家環保制度的落實推動治理污染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上升推動出口企業國內采購成本上升，進口能源、礦產品、農產品價格上升推動原材料成本上升等等。
其次，當前的通脹是當前因素和歷史因素疊加形成的。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當年的成本推動因素，前幾年潛在的通貨膨脹指數也要在這幾年釋放出來。比如成品油、電、農產品及食品等重要商品價格已經影響到市場供給，釋放的壓力很大。與此相關，雖然當前通貨膨脹首先表現出來是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的結構性通貨膨脹，但我們要治理的是全面通貨膨脹（至少是潛在）。成品油、電、鋼鐵、有色金屬、土地、礦產、水資源價格、勞動力價格、環保成本等等都是全面通貨膨脹的因素。可以預期，隨著糧食和農產品供給壓力的緩解，來自其他領域的通脹壓力在下半年會對價格指數逐漸施加影響。
最后，當前的通貨膨脹是內生性因素和輸入性因素疊加的結果，盡管前者目前表現為主要方面，但國際輸入性因素的影響會逐漸顯現身形。
調高通脹預測值
事實上，以上的分析顯示，中國政府早先預測的4.8%左右的通貨膨脹率已是昨日黃花，這幾乎是各方的共識。人們早已心照不宣，相互小聲說“這不過是政府表現決心的一個數字”。從決策的前瞻性角度計，也從對于全局的準確把握計，中國政府應更新通脹的預測值，至6%~6.5%。
上周上調油價和電價，一般的估計是將通脹推高0.5~0.6個百分點。這項政策最終對于通脹和經濟的后期效果還有待觀察，但理順市場價格，刺激原先理性選擇“不供應”的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通脹壓力，盡管從數據上、從傳導機制上也給通脹帶來了上行的壓力。我們認為，在將通脹預測值調高至6%~6.5%的基礎上，可以作一定的分解：將其中5%左右確定為當年通脹的預測目標，而余下的1%~1.5%可以被確定為要素市場化改革預留空間的指標。這樣有助于在傳達治理通脹的堅定決心的同時，有序漸進地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
有一種意見認為，政府不能輕易改變預測值。這種意見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改變預測值，到年底的統計數字出現6%或7%的時候，社會就可能出現對政府預測值的不信任態度。如果明年政府的預測值是6%，社會可能以今年為例，認為政府故意壓低預測值，實際上通貨膨脹率一定會達到9%甚至更高。大家公認通貨膨脹預期升高比通貨膨脹本身更危險。政府不改變今年的預測值就必然會喪失政府的公信力，而推高明年的社會對通貨膨脹的預期。
如同前文所述，在全面解析通脹根源和特征的基礎上，制定一個恰當而精巧的政策組合是治理通脹和保持經濟穩定的關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價格政策、貿易和產業政策、匯率政策和其他社會扶助政策“一個都不能少”，而這些政策間的相互配合和補位在某種意義上對于治理效果更加重要。本系列將在未來的篇章里對這些政策逐一作出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