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4月份CPI和PPI再呈雙高，同比增幅分別達8.5%和8.1%。緊接著，央行宣布自5月20日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達到16.5%的歷史高位。可以看到，自2003年開始調控經濟過熱以來，法定準備金率共上調了17次，已經成為貨幣政策的常規手段；而在實踐中，其優點和缺點也更加突出。
作為優點來講，準備金率政策是央行完全擁有自主權的，調節起來很容易，而且對貨幣供應量作用迅速，并且能夠影響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而作為缺點來看，主要是現有制度本身存在的不足，弱化了準備金率政策的貨幣緊縮功能。
我國的準備金制度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法定準備金無法用于日常清算結算，因此，商業銀行必須保持一定的超額準備金。在此背景下，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例如，假設法定準備金率是16%，超額準備金率為2%，在極端情況下，提高0.5個百分點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可能選擇超額存款準備金從2%降低到1.5%，不會改變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準備金總比例，也就對銀行信貸規模和流動性影響有限，所以我們常看到的、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凍結”資金，也只是理論上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國對準備金都支付利息，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為1.89%，超額準備金利率為0.99%。這樣，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實際上有利于吸存成本低的大銀行，打擊了許多中小銀行。不僅降低了政策調控對商業銀行的“切膚之痛”，而且不利于銀行業務發展模式的轉變。
另外，金融創新的發展和金融脫媒的加劇，使更多的資金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這也使準備金率政策對流動性的作用不斷降低。事實上，2007年以來頻繁上調法定準備金率，既表明政策有效性在弱化，也說明市場對政策也已接近“麻木”狀態。
那么，既然準備率政策作用有限，為什么還要經常使用呢？在更大程度上，央行還是要發揮其“符號”作用，表明從緊的貨幣政策姿態。本次上調法定準備金率，直接目的應是針對一季度外匯儲備超預期增長，所帶來的流動性壓力。選擇在CPI公布之時出臺，只是為了表明央行反通脹的決心，以穩定通脹預期。
然而要注意到的是，到今年3月底國有銀行超額準備金率已降至1.5%，為2005年以來的最低點，這表明法定準備金率作為“符號”政策的空間已經縮小。如果進一步擠壓超額準備金，那么其“雙刃劍”作用就開始顯現。而對央行通過調整準備金率把對沖成本向銀行轉嫁的意圖，銀行的態度也會從曖昧甚至歡迎，逐漸轉向反對，這也是西方國家不敢輕易動準備金率的原因。
應該說，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產生，更多是基于供給面和實體經濟的原因，對基于總需求調控的貨幣政策，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同時，在國際熱錢涌入、經濟下滑等問題的糾纏下，利率、信貸控制等政策也難以運用。對此，在強化財政等其他政策的反通脹職責同時，一方面通過完善準備金制度來增強實際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外匯儲備職能從央行的脫鉤等，才能使利率等工具逐漸成為體現貨幣政策“符號”作用的主體。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