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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重大責任事故”，無一不是“重大管理問題”。而“重大管理問題”，無一不是背后制度難以為繼的反映。最近發生的十年來最為嚴重的鐵路災難，正是這一邏輯的現實印證。
盡管過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公路建設，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鐵路運輸的壓力，但遺憾的是，這并沒有被視為改革鐵路系統的機會，反而成為拖延改革的借口。鐵路運力的滯后已成制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難以容忍的瓶頸。就拿作為當前中國快速工業化核心投入品之一的煤的運輸講，盡管鐵路運輸成本不到公路的八分之一，但由于鐵路運輸的嚴重飽和，致使大量煤通過公路運輸，其中造成的損耗浪費和成本就可想而知了。
這種滯后，在鐵路網的擴展與升級，以及融資、運營、管理調度、線路規劃、價格確定與調整、掌權人員尋租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體現。可以說，目前中國鐵路的運力，已是現有鐵路管理與體制所能夠達到的極限。任何突破，都不是現有制度和體制內的任何動作所能做到的。所以，針對現有鐵路制度和體制，早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應當如何加大步伐予以“補課”性改革的問題。
在經過了長達30年市場化改革的今天，依然是政企不分并自我封閉的鐵路運輸制度，即便是在公用事業領域，也格外刺眼。融資投資、資產運營、生產調度、行業監管等微觀與宏觀活動完全集中在一個行政部門之下，因而也就談不上行業與企業、宏觀與微觀的區分，至于基于社會公眾利益的行業監管就更是自欺欺人了。
當行政手段和市場手段被集中在一起而沒有外在約束的區分時，結果總是行政手段假借市場手段無所顧忌地尋租，市場手段假借行政手段取得不斷鞏固的壟斷地位。無論是哪種方式，對于同時擁有這兩種手段的主體而言，獲取的都是不正當利益。對于其他主體講，就只能是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效率了，或者，應有的運輸需求根本得不到滿足。但這對于一個正處于加速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實在是個致命障礙。
鐵路網的建設、擴展、升級及其運力的持續提升，是工業化的基礎條件。尤其是對人口眾多、面積廣袤的國家，鐵路更是至關重要。正是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大規模鐵路建設與運營，才使得美國有條件充分發揮其自身資源豐富、國土廣闊、市場龐大以及政治制度先進的優勢，工業化與城市化速度得以快速推進，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離開了鐵路的大規模建設，以及這種可靠性強的運載力的空前擴展，美國恐怕還會尾隨英國等歐洲國家更長時間。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鐵路建設與運輸運營史告訴世人的經驗更在于一種制度層面上：一種有效支撐快速工業化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鐵路運輸業，依賴于相應良好的制度保障。這種制度的核心是，既能夠確保應有的競爭和市場效率，又能夠滿足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市場化兼并和自愿聯合的需要。對此，錢德勒在1965年出版的《鐵路：這個國家的第一產業》中明確總結道：“19世紀70年代鐵路業從各自擴張轉化為相互間的競爭這一變化幾乎影響了所有商業運作方式。激烈的競爭導致聯合與兼并，由此引發了對政府管制的需求。大宗兼并的出現誘發了新的金融問題，投資銀行對美國鐵路業的影響由此得以增強。新的巨型組織的管理問題漸漸變得復雜。”
正是基于市場化內涵的制度保障，才促使美國鐵路投資的主體由早期的英國很快轉化為美國本土資本，使之成了鐵路網擴張中的主角。也正是自由競爭，確保了本土各類投資主體的極大投入熱情，使得鐵路融資成為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效率最高的金融典范。現在，任何一位經濟學系的本科生都知道，是市場化的鐵路建設與擴展，有力地推動了資本市場的發展，鐵路運輸業也成為資本市場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鐵路業的兼并聯合，是市場自由競爭而非行政主導的結果，因而也主要是依靠資本市場及其中介——投資銀行——這樣的市場化手段進行的。即便是針對鐵路業的必要政府管制，也是基于市場化聯合與兼并的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先入為主的硬性行政安排。所以，錢德勒才認為，“鐵路對美國(間接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在制度領域，例如新的融資方式、勞動關系、管理、競爭和政府法規。”
可見，無論是中國現行鐵路系統所顯示的重大問題，還是發達國家的鐵路發展經驗，都昭示了鐵路運輸主要是個基于市場化機制而運營和擴展的行業。只有充分依靠市場力量，才能獲得持續穩定的融資，也才能保持高效有序的應有活力，運力擴張才能夠持續。任何政企不分的制度和體制，都只能應一時之急，而無法確保其長期效率。
因此，在鐵路運輸已嚴重滯后于中國快速推進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需要的當今，改革難以為繼的鐵路制度和體制，不管采取何種措施，首要的目標是打破政企不分的局面，將行政手段與市場手段分屬不同主體，而在鐵路運營領域普遍引入市場競爭力量。否則，在鐵路運輸瓶頸以及種種“重大責任事故”面前，無論什么層次的嚴厲指責，也不管是如何周密的工作部署、嚴格的紀律要求，抑或聲勢浩大的宣傳，都顯得極其蒼白和軟弱無力，無法使人相信會有助于根本問題的切實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