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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連續陰跌，哀鴻遍野，證監會于周日（４月２０日）晚８點“緊急”發布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轉讓指導意見》。顯然，這一舉措具有某種“信號”意義，是對數月來各種“救市”呼吁的一個積極回應。
然而，除了４月２１日股指短暫高開外，滬深指數當日反而創下了新低。４月２２日，股指進一步下挫，盤中擊穿了３０００點。
有人說，這主要是由于《指導意見》對股市的利好有限。這一新規不僅約束力小，沒有強制性，而且有空子可鉆。大小非若真想大比例減持，可能會先通過大宗交易轉讓給多個關聯公司，再分散減持。有人還說，由于擔心監管部門接下來還會進一步限制大小非流通，一些想套現的大小非反而會抓緊拋售。
所謂的“捍衛３０００點的救市第一令”再次證明：簡單的行政手段達不到“救市”之目的。相反，為“救市”而隨意改變游戲規則，動搖了市場誠信的根基，那才更可怕。
政府沒有在更高的點位出臺所謂“救市”政策，實為明智之舉。因為，中國股市本輪下跌的根本原因是估值過高以及實體經濟的下行。違背市場自身規律，靠“打雞血”式的手段“救市”，只能讓極少數人趁機奪路而逃，讓更多的中小投資者受到政策“信號”的誤導。
試想，如果上市公司前景很好，股票確有投資價值，又何須擔心大小非會急于減持呢？投資者也完全可以長期持有。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了。如果政府部門確信市場已失靈，完全脫離了經濟的基本面，大可以由官員出面發表講話，公開明示闡明理由。
如果監管部門確實是在完善資本市場的基礎制度，進行必要的“補漏”、“糾偏”，也大可以制訂公開的計劃和時間表，而不應據市場漲跌來決定作為與否，更不必搞突然襲擊。否則，把分內事當成調控股指的手段，何其荒唐可笑也？
如果管理層確實是從呵護市場、提振投資者信心的角度出發，那么就應該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多從提升上市公司質量、提高投資回報、規范市場等方面努力，少在把持供求方面作文章。
筆者認為，與其用行政手段“救市”，不如盡早降低不合理的稅負。一是要降低印花稅。國內證券交易印花稅偏高是不爭的事實。早在去年“５·３０”之前，筆者就曾撰文反對以提高印花稅的方式來調控市場。一方面，提高印花稅是“一刀切”，會傷及無辜，對抑制過度投機的作用卻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提高印花稅會降低市場效率，不利于發揮股市的資源配置功能。此外，提高印花稅有“控市”之嫌，也有與民爭利之嫌。
其實，管理層要做的恰恰是放松管制，活躍市場，發揮其自身的調節功能，把更多精力用到打擊非法投機、欺詐和防范金融風險上去。不要試圖以簡單、粗暴的加稅手段來替代應當由市場和監管者自身履行的功能。
目前指數已經跌破３０００點，更重要的是整個市場的預期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從極度樂觀到極度悲觀。如果管理層仍和“５·３０”時的思路一樣，把印花稅當做控市的手段，等到市場已經過熱了才打壓，市場已經冷卻了才想起“救市”。那么，這種印花稅政策調控可謂多此一舉，不要也罷。
試想，在熊市后期，散戶拋出“帶血的籌碼”的同時，還要比牛市時多向政府交一筆稅收，會如何感想？待到底部出現，才降低印花稅，只會便宜下一輪入市抄底的資金。因此，降低印花稅的政策是管理層維護市場健康發展、保護投資者的分內之事，應盡早出臺。同時，政府也切不可再將降低印花稅烘托、渲染為“救市信號”，勸誘投資者入市。
二是要降低股息紅利所得稅。去年８月１５日，銀行儲蓄的利息稅由２０％下調至５％，而目前，證券市場的股息紅利所得稅依舊保持在２０％。從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改善融資結構的角度來看，國內股息紅利所得稅的水平至少不應高于銀行儲蓄的利息稅。這也是落實十七大報告關于“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精神的最好體現，
近年來，減免紅利稅的呼聲一直不斷。早在２００４年“兩會”，就有數十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提交了相關議案。今年“兩會”上，民建中央提出的《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稅收政策》被確定為政協的“一號提案”，其中就提到了“印花稅誰賣誰繳，紅利稅誰變現誰繳”的建議。財政部長謝旭人曾表示對此非常重視，將配合有關方面，認真分析和把握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規律、階段性特征和內外部環境，研究和實施好相關的政策。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的稅收政策與資本市場的發展要求不相匹配，長期投資的理念尚未形成，這些都是中國的投資者不敢做長期投資的原因。
減免紅利稅不僅有利于增強市場信心，也有利于投資者形成“長期投資、重視現金紅利分配”的價值投資理念，引導資金流向分紅穩定的企業，提高國內上市公司整體質量，促進股市長遠健康的發展。
總之，需要注意的是，稅收作為調控手段具有滯后性，因此政策上一定要前瞻。稅收的性質也決定了其政策特點是長期的、潤物無聲的，而不是要在某個時點上追求轟動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