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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米價兩個月漲價75%創34年新高，33個國家可能因糧荒發生社會動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發出全球警告；國內呢，大量農民仍然覺得種田不合算，“雙季稻”狂改“單季稻”，有些大米主產區甚至出現“春耕春閑現象”。盡管我們有充足的糧食儲備，面對國際糧荒我們“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但是，我們的農業真就高枕無憂么？顯然不是。
在國際上鬧糧荒之前，國家已經采取了一些固本強基的政策，比如，2004年起，國家斥巨資給糧食主產省區的農民直接補貼。又比如，國家全部取消農業稅、牧業稅和特產稅，每年減輕農民負擔1335億元。概而言之為“一補一免”。
然而，國際糧荒也警醒我們：糧食短缺隨時可能波及甚至襲擊我們，躺在“一補一免”的成績簿上絕對不行。別的因素暫且不說，僅以2030年為節點計算，若16億人口以年均消費400公斤糧食計算，就得6.4億噸糧食，可我們最高年產量也僅5.12億噸(1998年)。
目前的情況更令人擔憂。以兩湖地區某水稻大縣為例，該縣去年雙季稻85萬畝，但歷史上曾達150萬畝，縮水程度可見一斑。一項最近的權威調查顯示，農民每畝水稻收入和政府補貼一共才1256元，但扣除農資、勞動力工資等成本后，一個勞動力尚余636元，而這還不如他在外打工一個月的純收入。這是微觀景象。
從宏觀數據上，也可看到糧食增長乏力的端倪：糧食年產量增長量2004年為3877萬噸，2005年為1455萬噸，2006年為1398萬噸，2007年為350萬噸，依次遞減。正好，2004年是糧食直補第一年，之后雖年年有補且不斷加碼，但因直補之邊際效應遞減等原因，終成上述徘徊之局。
所以，在“一補一免”之外，還得創出更多治本之策。“補”與“免”是必須的，而且還須加大力度，但又是遠遠不夠的。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農村體制進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應選在哪里？筆者認為，應走向更深更廣的領域，譬如，在兩大體制的建立上應有所突破：一是農村土地流轉體制，二是農民的退出體制。
首先，只有將耕地流轉集中到那些愿意種田、會種田的種田大戶手中，才能消滅目前農村存在的棄耕、拋荒、“雙改單”等現象，向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要效益，才能培養出一大批真正鉆研農業技術的專才，培育出一個高效的“三農”服務體系，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生產和銷售的綜合效率，以快速上升的“效益”吞沒飛速增長的“成本”。所以，在堅持《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前提下，應該加快農村土地流轉體制機制的建立，推動流轉健康快速發展。
另外，正如工業中“機器排斥工人”一樣，規模農業、高技術農業從根本上也是排斥農民的。減少農民是農村改革的應有之義。農民往哪去？答案很簡單：城里、工廠里。現在，4個制造業工人中有3個是農民工，農民工在城里工作，但在農村還有“宅基地”、“承包地”。試想，如果這些“宅基地”變成耕地，又會增加多少糧食產量呢！這些“承包地”如果流轉到種田能手和種田公司手里，又會產生多少規模效益呢？但目前，這兩者只是供農民工們春節回家時的“觀光游覽”而已。為什么他們不能從“農民”的身份上“退出”，還要占據甚至是變相浪費農村的這塊資源呢？因為他們進不了城，戶籍制度、社保制度、廉租房制度等有關政策還無法給他們提供長期生活在城里的保障，于是，就腳跨城鄉兩界，既苦了農民工，又降低了國家的綜合資源利用效率。所以，農民的退出機制已經直接影響到農村生產綜合效率的提高，以及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的良性發展。
這些體制機制，必須建立在對很多舊有體制機制的打破上面，會觸及甚至犧牲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的利益，因此說這是一場革命并不為過。
同時，由于它涉及城市與鄉村、農民與市民、地區與地區、中央與地方等方方面面的關系，政策跨度非常大，政策設計和執行上都非常困難，要比“一補一免”難得多。然而，我們并不能因為其困難而放棄。中國經濟的很多成功不都是逼出來的嗎？ |